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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主治医生绳之以法不可，我权衡再三，晓之以理，在做了大量的疏导工作后，她才勉强接受了对方的歉意。熟话说因祸得福，我的公司在这件事情发生后逐渐打开局面。

杨芬不止一次与我讨论过领养小孩的事。她在网上查阅、收集了很多这方面的资料，悉知领养孩子的一切手续、细节。在她看来，领养一个孩子并不比领养“花生”麻烦多少（虽然“花生”连领养都谈不上），一只杂种狗都能养成这样，难道还怕养孩子吗？她丝毫不担心自己在这方面的能力，但无论她好说歹说我却始终无动于衷。我的理由很简单：与其花大量的精力替人家抚养一个孩子，不如节省力气多干些自己喜欢的事。杨芬说我偏执，她说，你怎么能说是在为别人抚养呢？事实上，这样做完全是为了我们自己。问题是，我觉得我们现在这样就很好，也合乎现代都市人的生活潮流，如果真有了这样一个小孩，我习惯性地摊了摊手臂，狡辩道，我们假设一下，倘若这孩子脾性与我们已经形成的生活习惯有较大出入，那该怎么办？杨芬盯着我呆望了半晌，喃喃道，没想到你是这样一个自私的人。我自私？！我恼火道，你这样做才叫自私呢，你想随便用一个孩子来填补自己生活的缺憾和空白，说得更直白一点，为了防老而去领养一个人家的孩子，这才是真正的利己行为。杨芬气得直掉眼泪，转身进了卧室，砰地关上房门，再也懒得理会我了。

但我知道，她从来没有死过心。她的办公桌抽屉里塞满了收集到的各个年龄段的孩子的图片，有些是从杂志画报上剪裁下来的，更多的是从网上直接下载的。她把它们按年龄顺序编订好，制作成了一本本精美的剪报画册，在课外之余拿出来翻阅。我还知道，杨芬之所以回家这么晚，是因为她要在学校与那些被她私下“供养”着的孩子们多待片刻。她从不把那些图片带回家，她渐渐爱上了这种隐秘的生活，并深深地陶醉其中。有好几次，已经很晚了，杨芬还没有回家，我去学校找她，她却不在，那个收发室的门卫老头告诉我说，“杨老师去幼儿园接孩子去了。”我就知道，她去了那种场所；我就知道，她的魂已经脱了窍，再也没有办法能找回来了。

我们就这样捱着，撑着，一天天滑了过来，像脚底装上了滑轮，一晃就窜进了冗长、乏味的中年期。尽管由于没有生育的拖累，也不必担心被琐碎的日常生活划伤皮肉，杨芬看上去还很年轻，她的小腹没有同龄女人那种多余的脂肪和赘肉，脸上也看不出什么明显的皱纹，可是，当她在不经意之间发出的那一声声长吁短叹时，她内心里的那个窟窿还是暴露无遗，那个北风呼啸的窟窿，那个伸手不见五指的风洞，唯一的光亮来自那些路过她脑海里的瞬间的幻觉：作为一个没有生育过孩子的母亲，她用另外一种方式把自己纳入到了“母亲”的行列。当她回到家里，坐在沙发上或床头上，满怀深情地凝望“花生”时，当她把柔韧的手指插进“花生”轻柔、潮湿又灼热的唇齿之间时，当她紧紧搂抱着“花生”、并将脸埋进那蓬松的散发着洗发水与动物特有气息的毛发里时，她的神情是那样专注，目光是那样迷离，神情是那样满足。我一再提醒她，不要和狗相处得过于亲密，以防狗身上的寄生虫带来病菌，但杨芬的回答总是干脆而果决：“不就是担心流产么？一个连子宫都被切除了的女人还会担心这个吗？笑话！”

我无言以对。

同样内容的一封信在同样的时间段出现在我的办公桌上。如此反复，毫无休止的迹象，这天早上，当我第六次收到这样一封信件时，我告诉自己这绝对不是一个闹剧，极有可能比我预期的要复杂得多。那么，这是个阴谋？或者是某种神秘的暗示？我更倾向于将这件事看作某人在阴暗的地窖里为我画的符咒，就像某部恐怖电影里所看到的场景：一个人因为仇恨，他（她）要用针尖反复刺扎小布人，直到仇人在异地痛不欲生。想到这里，我厌恶地皱了皱眉头。是的，我厌恶。尽管我在生意场上摸爬滚打了这些年，但对这种在背后使手腕的勾当仍然难以接受。究竟是谁在背后这样诅咒我呢？我又值得哪个女人如此仇恨呢？

六封来信使用的都是邮政部门统一印制的白色标准信封，信纸也是统一的A4复写纸，信的内容也一字不易：

张望你好！

多年未见，想必你事业有成，家庭和睦幸福吧。

来信是想告诉你，我和儿子都很健康，只是偶尔有点想你。我不知道你把我们母子存放在记忆库的哪个角落里了，甚至不知道你是否还记得我们，但是，事实是无法改变的。当年我忍受巨大的痛苦和种种非议，坚持把你的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