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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中央端放着一只白色的信封，封皮左上角写着：好望角广告策划公司　张望先生收。右下角寄信人一栏写着：内详。

应该是第五封了吧。

我在心里嘀咕了一声，极度烦躁地拿起信封，右手持剪，准备拦腰将它一分为二。想了想，又将剪刀放下，将信塞进抽屉里。怎么办呢？事到如今，回避已经不再可能，正视吧，却又找不到任何线索。我知道，在这个世界上，在某个隐秘的角落，这封信的主人正冷笑着注视着我的一举一动，我越是心神不宁，她就越是兴高采烈。

我叫张望，好望角广告策划公司的法人、老总。当初我把公司取名为“好望角”，无疑效法了早年欧洲探险者的不屈不挠精神：在无望中看到了希望，在希望里满怀想望。嗯，大致就是这个意思吧。几年前，我买下了这套精装修的房子用于办公之用，事实上，这里也是我主要的生活区。一天之中，我的大部分时光都是在这里度过的，我很少下楼，除非有人拿着支票在下面某个地方等我，哈，当然，这样的好事不会常有。公司的业务主要来自一些固定的老顾客，每年我都能从他们那里拿到一定数额的订单，以此维持公司的正常运转。渐渐地，我成了一个被高处宠坏的懒汉，一个自我囚禁者，一个“天堂看门人”。　最近一段时间，我却一反常态，每天都要下楼了。下班后也不再在酒吧、茶楼或其他娱乐场所逗留。一落地，就大步流星地直奔停车场，驾上我的“奥迪A4”匆匆往家里赶。与那些十分规矩的好男人一样，我越来越像个称职的丈夫了。回到家，我就进厨房忙碌起来，首先检查冰箱，如果食物充裕，就亲自动手烧几样拿手菜；如果冰箱是空的且时间也来得及，我就会去一趟隔壁的家乐福超市，买些罐头、蔬菜和鲜牛奶，抢在杨芬按响门铃前，做出几盘简易又美味的菜，摆放在雅致的乌柏木餐桌上。

杨芬是我的妻子，中学的语文老师，兼高一年级的班主任，她课上得好，曾多次被学校推荐参加全市语文教学观摩，并获奖，本地晨报不久前还做过关于她教学成果的整版专访。我们已经在一起共同生活了九年零四个月，前三年甜蜜、快乐，近些年愁闷、悒郁，其间的转折缘于婚后第四年发生的一场事故：那年初春，她感觉身体不适，去医院检查，结果被查出子宫里面长了几个良性肿瘤。本来这病是可以通过吃药来进行治疗的，但杨芬望子心切，不想因此耽搁了生育的最佳年龄，她坚持要去做手术，哪知道不负责任的医生居然“不小心”切掉了她的子宫，从此丧失了生育能力。经此打击，我们都几乎精神崩溃。杨芬在得知自己今后再也无法生育后，一次次寻死觅活，我则在一边仔细照顾，含泪为她宽怀。我对她说，其实我一点都不稀罕小孩，即便他（她）是个天使，也觉得是个累赘。我言不由衷地说着类似的谎话，发誓，赌咒，天花乱坠，口是心非……直到这么一天，杨芬说了这么一句话：“张望，我们还是离婚吧，你这个人太虚伪了。”

杨芬提出和我离婚，我当然不会答应，老实说，我还是爱她的，尽管爱的激情已经消逝殆尽，但爱的惯性依然还在我们之间延续。在我看来，爱到最后就是一种习惯。再说，她为我、为这个家作出的牺牲实在太大了，我可不愿意做不仁不义的小人，被人在背后戳脊椎骨。

我出生在中原地区的一个“琴瑟世家”。父母特别看重家族香火的延续，虽说哥哥已经为我们张家生育了一儿一女，但他们仍然希望我和杨芬能尽快有自己的孩子。我自幼就在父母的催逼下习琴，后来顺利地考进了一座远近闻名的音乐学院，毕业后留校任教。大概因为我继承了他们的衣钵吧，所以他们在对待我的婚事方面特别挑剔。当初我领杨芬回家，母亲居然首先看中的不是人家的性格长相什么的，而是杨芬的臀部。母亲悄悄将我拉扯到一边，指点着杨芬的背影说道，这孩子胯骨宽大，臀部结实，说明她有很强的生育能力，一定可以为我们家族添丁加口。母亲的话让我哭笑不得。

刚结婚的那阵子，我和杨芬都忙于各自的事业，谁也不想被小孩拖累，所以，三次受孕都被我们毫不留情地干掉了。“报应啊，”现在，杨芬痛哭流涕地说道，“当初每流产一次，我就会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没想到报应终于还是落在了我的头上。”要是当初我们就把孩子要了下来，现在会怎样呢？杨芬反复在这样的假设中打转，度过了将近一年的以泪洗面的日子。事故发生以后，院方不想扩大事态，通过熟人牵线搭桥，答应私下赔偿我们一笔在当时看来还算数目不菲的损失费，并承诺将医院的一个广告项目交由我公司代理。杨芬起初坚持起诉院方，非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