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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萨镇冰为办事员。总统府秘书更名为内史,秘书长梁士诒去职,改任税务处督办,由副秘书长阮忠枢升任内史长,曾彝进及王式通为内史副长。
这样改革,把内阁总理变成了总统的“承启处”。
梁士诒离开了总统府,但他进一步抓住了全国税务,所以他还是一个有实力的人。最难过的有两个人,一个是政治会议议长李经羲,他到北京来,就是为了要作国务总理,想不到如今落了空;一个是以新朝宰相自居的杨度,他满以为自己是袁袖中的新人物,不料袁却选了旧古董,把徐阁老从遗老博物院请出来,使他一场春梦惊醒了。原来他在总统府中,袁指定纯一斋为他下榻处,以便秉烛夜谈,自徐拜相后,杨就绝足不入公府,以折柳章台自遣。
其实,袁的总统制不待约法颁布便早已施行,在民国2年前,总统府官制,除秘书厅外,有护卫提调处、军事处、外务处、财政处、总稽核处。民国3年起,改为秘书、承宣、军事、交际、顾问五厅和侍卫处。各厅职官有所谓“监”、“少监”、“丞”、“郎”、“舍人”、“参议”种种。有的属于名誉职,顾问月薪自800元至数千元,咨议则三五百元。
在总统府挂名的,有清朝旧官僚,有民国卸任的官吏,有奔走南北的时髦政客。袁以网罗人才为名,以为可使天下英雄入彀。这些“人才”越积越多,袁自己也记不起有多少。当时北京报纸上对此曾极尽讽刺之能事,议会亦有:“请将府中官制提交议会审查”一案。
约法会议以:“春秋著大一统之文,孟子垂定于一之训”作为施行总统制的论据,这也只是矫言强辩罢了。
六十一、徐世昌出山复古
徐世昌和袁是真正的老朋友,他们订交于布衣时代,走上宦途以后,彼此互相援引,袁成立北洋军后,为了避免清廷的注意,曾拨一部分北洋军给徐带到关外,那时徐任东三省总督。慈禧去世,袁被勒令回籍“养疴”时,徐等于是袁在北京的灵魂。辛亥革命后,清廷再度起用袁便是徐奔走彰德与北京之间所策动的。所以袁、徐两人的私交,确是比其他人深得多。不过徐自辛亥革命后,便以“遗老”自居,“耻食周粟”,他避居青岛,不问政治。民国2年12月13日北京举行光绪帝后“奉安”大典时,他曾悄悄地来过北京一趟,他宣称来京目的是为了参加奉安典礼,顺带祝贺老朋友就任民国大总统。袁就任大总统后,曾颁给徐“勋一位”,他拒不接受,仍回青岛。
据说,当袁有意请他赴京时,袁“太子”克定的劝驾最为有力。袁克定极不喜欢梁士诒,有人献议克定,把徐请出来,是打击梁的好办法。袁克定由京中赴河南,便力请徐来彰德,徐未答应,可是双方往来了好多信札。
民国3年2月,袁特请徐的门生王揖唐专程到青岛促驾,并带了一封很恳切的亲笔函,徐被老朋友这番诚意所感动,一方面也觉得这位老朋友的威权日益显赫,于是才命驾动身,于3月29日到了北京。
袁于5月1日明令撤销国务院时,同时明令任命徐世昌为国务卿,可是,徐表示不肯接受。袁派孙宝琦、段祺瑞二人前往劝驾,徐还是一副遗老的模样 ,怎么劝也不答应。搞得段祺瑞有点光火了,大声说:“菊老(徐字菊人)老是不肯出山,岂不辜负总统一片苦心,叫我们如何复命?”徐这时才改变了口气,作出很痛苦的表情说:“当然,我不好意思不帮老朋友的忙,好吧,我就暂时出来过过渡。不过,民国官俸我是绝对不能领受的。”
孙、段向袁复命后,袁很高兴,立刻把自己办公的遐瞩楼腾了出来,改为政事堂。自己则搬到同一院落的春藕斋办公。由于总统和国务卿办公的地点都在同一个院落,因此袁便常常跑来和徐聊天。
袁对徐特别尊重,他叫手下人尊称徐为老相国。徐到任刚满一个月,因为他宣称不受民国官俸,可是老朋友最懂得老朋友的脾气,袁吩咐主计处,在总统交际费项下,拨出4000元送徐,因为这笔钱是从老朋友荷包里拿出来的,徐便欣然收下。
政事堂既设在含和殿后的遐瞩楼,它的所在地可谓一半在总统府,一半在旧国务院。只有印铸局本就在院外。政事堂左为机要局,右为左右丞休息所,政事堂公所则是旧国务院址。政事堂之组织细则为:(一)国务卿有参与军事之权 ,军事会议国务卿得列席;(二)对外公事均以政事堂名义行之;(三)国务卿于政事堂范围内得发堂谕;(四)国务卿得召集各部总长在政事堂会议。照上述各点,国务卿实质上的职权,远超出前此国务总理之上。各部除例行公事得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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