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部分(第3/4 页)

，更不等于天上掉馅饼。正因此，彼得·德鲁克才说“不能把自由当作执照”。一场真正的变革，它的落脚点，必须是让人们，尤其是那些获得新的自由的人们，具有更大的自主行为能力，为自己的行为负起更大的责任来。

中国历史上有很多短命政权，比如金陵六朝。它们的开创者并非全无本事，可刚建立了一点家业，就被后代在饕餮、沉醉中两下子就折腾光了。

后来，取代它们的唐朝，却流行着一种截然不同的文化。经过贞观之治和几代君主（包括武则天）的经营，这个时代的人更喜爱表现的，不是太平盛世中的炫耀和欢乐，而是对激昂的勇士精神的捍卫——有时明明知道去边疆要吃苦，但还是选择要去：

出身仕汉羽林郎，初随骠骑战渔阳。

孰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

（王维·少年行）

有人宁愿一辈子镇守边疆，连生命都可不顾：

汉家旌帜满阴山，不遣胡儿匹马还。

愿得此身长报国，何须生入玉门关？

（戴叔伦·塞上曲）

还有人说生命可以不顾，边疆的和平却一定要坚守：

伏波惟愿裹尸还，定远何须生入关？

莫遣只轮归海窟，仍留一箭射天山。

（李益·塞下曲）

其实，有唐一代，自唐玄宗往后，无所作为的统治者绝非少数，中央政府也时常处于国库匮乏、兵力不够的尴尬境地。倒是唐朝的那种英雄文化，让这个政权在持续不断的战争中挣扎着维持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如何把一场变革坚持下来，并让它演化出一套新的文化甚至新的制度？人类文明虽有数千年历史，在这方面积累的经验，却其实非常有限。如何把大变革期间脱颖而出的企业经过一代一代的董事会和CEO发展下去，中国内地的经验现在还几乎是零。中国的改革开放仅有30年，很多一度发展势头良好、赚钱赚得就像过节一样的国企和民企，很快就都遇到了发展停滞的问题。

所以说，当新的制度空间业已开辟、企业不再被日常生计所困扰的时候，企业家面临的才是最艰难、最严峻的选择——怎样避免金陵六朝那样竞相衰败的厄运？怎样开创和维系盛唐时代那种英雄辈出的文化？

在参加高层庆功会、成就报告会的时候，在与各行各业成功人士一起出席传媒秀的时候，在出入社会上声色犬马场所的时候，在对下属指手画脚的时候，在任何摇头晃脑、感觉良好的时候，都不妨先环顾四周——有没有唐朝勇士般的队伍在守卫你的基业？

倘若没有，不如作罢。

小道与大道

*过来的人大概还记得，当时的某位政治人物给自己起的名字（不是本名），取自唐人一首著名的科举应试诗，作者钱起：

……

流水传潇浦，悲风过洞庭。

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

（省试湘灵鼓瑟）

湘灵这一典故，取自远古时湘妃的悲剧神话。此诗最后两句，据说还是“鬼谣”。某天深夜，钱起听到院子里传来一个声音。等他跑出去看时，院里竟空无一人。不过他还是把这两句抄录了下来，没想到后来赶考，竟然还用上了。这个故事是由钱起的弟弟最先说出来的，或许是为了吹嘘哥哥的文才。

如果没有钱起的典故，人们对彼人的名字也不会有那么多议论。要知道唐诗里杰出意境比比皆是，为什么偏偏对这两句如此热衷？作为个人兴趣，人们也没有什么好评说的。可假如一位政治人物，或一家公众企业，故意去追求这种半实半虚的效果，甚至还请专职或业余的公关人员（比如钱起弟弟）制造一些半玄半鬼的故事，就未免让人感到心里“发毛”。

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互联网泡沫的年代，众多公司玩弄的种种时空错乱、光怪陆离的营销把戏，不但没能为它们赢得更多的支持和生意，反倒让人感觉不适。

它们有的非要把公司前厅装潢成东方迷宫或大型休闲场所，有的非要打通关系在天安门城楼上挂一次写着公司名字的大红灯笼，也不管城楼下的过客有谁能看得见。有的非要花重金包租协和式超音速客机举行投资分析师会议，目的是让自己的IPO（招股上市）能先声夺人。还有的搞促销活动就像奥斯卡颁奖大会，雇用影视、体育和媒体明星轮番捧场。

难道非要这样才能显示出创新精神吗？诚然，政治、经济都须创新，然而任何公众人物和机构都有一个社会形象的问题，在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