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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

邓小平和刘伯承都诞生在天府之国的四川省，按照农历，虽然都是龙年生，但刘伯承大邓小平整整12岁。两个人的阅历、性格爱好不尽相同。刘伯承是“川中名将”，南昌起义参谋团的参谋长，中央军委、中国工农红军的总参谋长，足智多谋。邓小平则早年出国勤工俭学，回国后担任中央秘书长，参加了上海地下秘密工作，领导了百色起义。1937年，由原四方面军部队为主组成的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师长，就是由刘伯承担任的。不久，邓小平也来到这个师担任政治委员。

十几年的战火考验中，两个人彼此确实是“相知甚深”。邓小平这样高度评价说：“伯承同志党性坚强，突出表现在考虑问题从党的全局出发，事事顾全大局，服从大局。为了党的整体利益，他总是毫不犹豫地牺牲个人和局部的利益，总是主动挑起最艰巨最危险的任务，兢兢业业，排除万难去圆满完成……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和建国以后，他始终保持着党性坚强的高贵品质。解放战争的第二年，中央决定晋冀鲁豫十万大军挺进大别山，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这是一个无后方作战的十分艰难的战略任务。当时有的干部对执行这一任务有顾虑，伯承对他们说，这个行动可以把敌人吸引到我们身上来，减轻兄弟野战军的压力。釜底抽薪，焉能惧怕烫手，即使作出牺牲，也义无反顾。伯承这种态度，堪称执行党的决议和中央战略方针的典范。”其实，这段评价也恰好反映了邓小平的坚强党性和高贵品格。

邓小平曾这样称赞刘伯承：“他就为实现自己的信仰鞠躬尽瘁，万死不辞。从他接受马克思主义、参加中国共产党那一天起，从民主革命时期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从战争年代到和平年代，从指挥作战到治学办校，顺境也好，逆境也好，无论何时何地，客观环境有什么变化，他始终是把自己的一切贡献于、服从于党的需要，把自己融合于党的事业中，毫无个人荣辱得失的考虑，真正达到了忘我的境界。”其实，这段话也恰好反映了邓小平崇高的信仰和执著的精神。

我和伯承长期共事，相知甚深（2）

刘伯承是军事主管，但是他对邓小平主管的部队的政治工作也非常重视，两个人已不直接在一起共事的20多年以后，邓小平还回忆说：“伯承非常重视政治工作，不但对政治委员，而且对政治机关的工作人员都很尊重。他下部队，总要请政治机关派人一起去。不是为了替他写讲话稿，或者为他本人的活动写新闻报道，而是把他们看作政治机关的代表，遇事随时随地同他们商量：在作军事部署的时候，便于他们及时布置政治工作。当他要向部队传达中央指示或作政治动员时，往往把自己起草的讲话提纲送政治机关阅改。他这样做，不只是出于谦虚，更是出于把政治工作看成我军的生命线。他一贯关心干部战士的政治思想教育，关心政治工作建设。可以说，他是我军高级军事指挥员中重视和善于做政治工作的模范。”

刘邓并肩指挥着一二九师，直至她后来发展成为“刘邓大军”。

——两个人共同运筹帷幄。有的老同志回忆：1940年的一天，他亲眼目睹了一幅充满着融和、协调、高尚品质的画面：室内光线暗淡，刘师长和邓政委正并肩地站在一张钉在墙壁上的五万分之一的军用大地图面前。邓政委正端着一支点燃的蜡烛，照着刘师长手指的地方，当刘师长的手指头在地图上缓缓移动时，邓政委拿着蜡烛的手也就随着刘师长的手指头方向移动。刘师长一只眼睛失明，光线暗，地图上标志又小，邓政委就把那个地名念出来。他们还不时商量着部队移动的路线。当他们看完地图以后，开始同来者谈话。原来是敌人开始“扫荡”，刘、邓担心上次战役俘虏是否送往后方，得知已经送走，两个人才放下心来。

——两个在分别以后相互关切。1942年，为了扭转因日军疯狂“扫荡”带来的困难局面，刘、邓暂时分开指挥，刘伯承留在太行山，邓小平率一支部队去太岳区。两人分手后，刘伯承一直担心邓小平的安全，经常到作战科、机要科查问：邓政委是否过了白晋线敌占区。3月29日晚收到电报：邓小平今晚通过白晋线去太岳。因为当时敌人封锁很严，当夜，刘伯承一直未睡，坐在作战科向参谋问了多次。天快亮了，刘伯承到机要科来，恰好陈赓来电报，他站在译电员身边，译一个看一个字，不时还猜一个字，猜得很准。译电员还未译完抄好，他就知道邓小平已安全通过白晋线到达太岳区。这时他才回去睡觉。

——两个人在定下重大决策时相辅相成。1947年8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