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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获得该奖的金牌。的确，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世界的政治舞台上，像邓小平这样几度沉浮的情形是极为罕见的。后来，邓小平这样讲：“我是‘三落三起’。”“人们都知道我曾经‘三下三上’，坦率地说，‘下’并不是由于做了错事，而是由于办了好事被误认为错事。”

邓小平曾经回忆自己的“一落”和“一起”，他说：“主席当时也是受排挤的，当时我在会昌任中心县委书记时，曾被任命为中共省委宣传部长，还没到职就被免掉了。”

1972年12月5日，邓小平夫妇在历时10天的赣南中央苏区之行时，曾来到原苏区中共会昌县委旧址。在看毛泽东旧居时，邓小平似乎心情比较沉重，讲了一句：主席当年也是受排挤的。由于这个话题比较敏感，随行人员中谁也没有吭声。8日下午，邓小平又来到当年中央苏区的“红都”瑞金县。瑞金县的同志满怀深情地对这位还戴着第二号“走资派”帽子的邓小平说：“你是我们瑞金的老县委书记！”这句话令他感动，使他追思起那艰苦又难忘的苏区斗争岁月。

1931年7月，邓小平离开上海，经广东、福建，于8月到达瑞金，担任中共瑞金县委书记。在瑞金就任的10个多月中，他住民房、祠堂、庙宇，身着粗布衣裳，和群众同吃同住。有一次，他和几个人在一起吃红薯，有的人要剥皮吃，邓小平不同意，他风趣地说：“红薯皮营养高，吃了不怕风吹雨打，丢了太可惜。”

邓小平凭着干练、果断、务实的工作作风，深入细致地进行工作，使瑞金县的各项工作很快就出现了新气象。他主持县委工作取得的突出成绩，很快受到了上级领导的重视和广大干部、群众的信任。1932年5月，邓小平调任中共会昌县委书记。两个月后，会（昌）寻（乌）安（远）中心县委成立，他又任中心县委书记兼第三作战分区政委。因为会、寻、安三县为新区，这样，邓小平就又担负起在新区开拓新局面的重任。

在到会昌县就任县委书记的短暂时间里，邓小平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据中共会昌县的县委史稿上记载：“会昌中心县委书记邓小平经常深入会、寻、安三县，调查研究，对各县苏维埃的工作进行具体的指导。”他主持中共会昌中心县委工作期间，改变了会昌地区红区与白区相邻的边沿地带的面貌。他在工作中表现出来的果断、坚定、有组织、有计划的工作方法和对战友倍加关心、爱护的殷切之情，同样给他的战友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人家说我是毛派（2）

当时，担任县委军事部长、江西军区第三作战分区指挥员的钟亚庆，在1932年9月的一次战斗中负了重伤，连夜被抬到了会昌的罗塘区，后又转到粤赣军区筠门岭收容所。当时兼任第三分区政委的邓小平从战报中得知这一消息后，很快打来电话询问，并再三叮嘱要钟亚庆到会昌县城去医治。几天以后，当钟亚庆到达会昌医院治疗时，邓小平等很快就来到医院探望。邓小平亲切地安慰钟亚庆说：“你从前线写来的报告我看过了。前线的事已有人负责，你不要惦记，好好休养！”说完，又拿出50元钱，给他作营养费。钟亚庆心里久久不能平静，小平同志工作繁忙，还亲自来探望自己，并送给自己这么多钱，这份深情厚谊多么重啊！不知不觉，他流下了眼泪。

正当邓小平勤勤恳恳地为党工作，大显身手之时，一场党内的“左”倾错误路线风潮，铺天盖地地向他压来，这就是通常所说的“邓、毛、谢、古”事件。这次事件的直接导火索是所谓的“寻乌事件”。是指1932年11月位于游击区的寻乌县城被敌人攻占。本来在敌我地区交界处这种得而复失不足为怪，况且这又是“左”倾错误路线指导下的恶果，但是，“左”倾路线指导者，为了排斥毛泽东正确路线指导，自然就把坚持这一正确路线的邓小平等人作为首要打击对象。邓小平的第一次“落”开始了。这时他29岁。

1933年3月12日，中共江西省委向会昌、寻乌、安远三县发出一封指示信，指责三个县的党、团组织犯“与罗明路线及单纯防御路线相同的机会主义”错误。身为中心县委书记的邓小平看到这封信，心里沉甸甸的，陷入深深的沉思之中：自从年初“左”倾临时中央迁入中央苏区后，以博古（秦邦宪）为首的坚持“左”倾路线的领导人，反对毛泽东等在苏区实行的正确主张，并排挤毛泽东对红军的领导。还派出代表到各苏区开展所谓的反右倾斗争，排挤和打击抵制“左”倾路线的领导同志，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就是因此被视为“罗明路线”的代表，遭受到撤职处分等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