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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17年间，邓小平有过不少的评述：

——“建国头七年的成绩是大家一致公认的。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搞得成功的，很了不起。……当然缺点也有。从工作来看，有时候在有的问题上是急了一些”。

——“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还是要肯定”。

——“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以后，错误就越来越多了。《论十大关系》是好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也是好的。”

——“错误是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的。比如说，大跃进是不正确的。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一哄而起搞人民公社化，片面强调‘一大二公’吃大锅饭，带来大灾难。”

——“一九五九年上半年，是在纠正‘左’的错误。庐山会议前期还讨论经济工作。”

——“接着就是困难时期。一九六一年书记处主持搞工业七十条，还搞了一个工业问题的决定。……在这以前，还搞了农业十二条，人民公社六十条。”

——“一九五九年、一九六○年、一九六一年那样的严重困难，在党的统一领导下面，很快就克服了，那是很值得回忆的。”

——“到一九###年底、一九六五年初讨论‘四清’，不仅提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提出北京有两个独立王国。”

——“一九六六年本来是中国经济经过几年调整得到迅速发展的一年，但是林彪、‘四人帮’一闹，经济受到了破坏。”

——“从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六年形势的发展可以看出来，调整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成绩，经济政治形势很好，社会秩序很好。”

邓小平概括地说：“‘文化大革命’前的十年，应当肯定，总的是好的，基本上是在健康的道路上发展的。这中间有过曲折，犯过错误，但成绩是主要的。”

“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

邓小平不仅在党内这样坦言，而且在外国记者面前也不文过饰非。他告诉外国记者：“你一定要记下来我说的话，我是犯不少错误的，确有不少错误的，其中包括毛泽东同志犯错误啊，有些我也有份的。只是可以说，犯错误也是一种好心犯的错误，不犯错误的人没有。不能把过去的错误都归毛主席一个人，不能这样。”“当然我总是做了点事情的，革命者还能不做事？”“有一点可以讲，我一生问心无愧。”

由邓小平在毛泽东逝世4年以后讲的这番话，联想到毛泽东1956年称赞邓小平的一段话：“我看邓小平这个人比较公道，他跟我一样，不是没有缺点，但是比较公道”，“处理问题比较公正，他犯了错误对自己很严格。”我们会更加信服毛泽东的上述客观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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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家说我是毛派（1）

人家说我是毛派。本来没有那回事，没有什么毛派

我一生最痛苦的当然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其实即使在那个处境，也总相信问题是能够解决的。前几年外国朋友问我为什么能度过那个时期，我说没有别的，就是乐观主义。

——　1984年3月25日邓小平会见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时的谈话

党内无论如何不能形成小派、小圈子。我们这个党，严格地说来没有形成过这一派或那一派。三十年代在江西的时候，人家说我是毛派，本来没有那回事，没有什么毛派。能容忍各方面、团结各方面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自我评论，我不是完人，也犯过很多错误，不是不犯错误的人，但是我问心无愧，其中一点就是从来不搞小圈子。过去我调任这样那样的工作，就是一个人，连勤务员都不带。

——　1989年5月31日邓小平同两位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

邓小平在这里说的朋友至少有两位，第一位是日本政坛上的著名社会活动家河野洋平，1977年9月他来到北京，当面向邓小平请教：我想阁下是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坚持自己的信念而生活着的，我们很想听听您是怎样坚持过来的，有什么秘诀？没料到邓小平否认有什么秘诀，转而说：要说秘诀，那就是因为我是共产主义者；乐观，也是一个乐观主义者。第二位是加拿大前总理特鲁多，他在1979年有几个月下野了，还希望重返政坛，于是，他面见邓小平时便问：你曾经有过这种经历，你的秘诀是什么？邓小平说：只有一个：忍耐。后来特鲁多练习忍耐，终于也重返了政坛。

1979年1月，邓小平曾幽默地对别人讲：如果对政治上东山再起的人设立奥林匹克奖的话，我很有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