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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土地附加税，是大多数抗税风潮的根源，但也并非完全

如此：征收烧酒税、屠宰税、盐税以及鸦片税等等，也会引起反抗。我们只

限于讨论最后提到的税种。极高的鸦片税率并不是造成有关骚乱的唯一原

因。时而强迫种植罂粟时而又禁止，也激起过农民与警察或军队的多次冲突。

种植罂粟不仅面临政府政策的反复，也面临镇压的威胁。它还受气候变

化的影响，①这使它比谷物更难侍弄，同时，它还要冒产品过剩和价格下跌的

市场风险。然而，种植罂粟却又能提供厚利：中日战争爆发初，在贵州，同

一块土地种罂粟的利润是种小麦的　４—６　倍；而早几年在云南，一季罂粟的收

成可挣得种植罂粟的土地的价值的　１／４。②

罂粟税是比例税率。按官方说法，高税率是为了抑制种植罂粟，甚至是

对于种植罂粟的制裁，这可从它的最普通的税名看出：亩罚（每亩的罚金）。

有时，连续增税——首先它是很严厉的——确使农民不敢种植罂粟，如在

１９２５—１９２６　年种植季节许多地方所发生的那样。于是，为了刺激罂粟生产，

有关当局（碰巧是军方）匆忙降低鸦片土地税。③然而，在其余时间里，这种

“禁”烟税确实达到了它的真正目的（与公开宣布的相反），也就是扩大罂

粟种植。没有其他作物能带来足够的利益，使高税成为可行，而在许多地区，

无论农民是否种植罂粟，都征收鸦片税。④四川因其土地肥沃，有良好的灌溉

系统和众多河流，特别适宜于生产和运输鸦片，而对那些拒种罂粟的农民，

当局强征一种“懒惰税”。尽管懒惰税被认为与种植罂粟者所纳的税款相等，

但实际上有时要高出一倍。①

许多农民为赋税严苛所激——如果不说为其所迫——而扩大罂粟的种植

量，损害了粮食生产（造成多次局部饥荒）；在此之前，他们首先为军阀所

迫，也为财政上的原因，而种植罂粟。②国民政府忠实于孙逸仙的愿望，并急

于在财政上削弱并控制半独立的西南政权（这一地区是主要的鸦片生产地），

在多次努力失败后，终于强制禁烟，同一些农民又被迫拔去他们的罂粟，鸦

片的生产和消费并非在一个晚上消失，但从　１９３４　年起，两者都略有下降，尽

管省或地方当局都尽力避免放弃这笔收入。鸦片为敌对的四川军阀提供军

① 《收获时潮湿多雨容易毁灭农作物》，戴　J。C。S。霍尔；《云南地方派，1927—　1937　年》，第 109　页。

② 同上书，第　105　页；太平洋学会编：《农业中国》，第　119　页。

③ 伍德海编：《中华年鉴，1928　年》，第　524　页。

④ 甘肃事例（《中华年鉴， 1925　年》，第　579　页），云南事例（《中华年鉴，1926 年》，第　642　页），

贵州事例（同上，第　637　页），福建事例（同上，第　627 页）。

① 《中华年鉴，1926　年》，第　620　页和《中华年鉴，1925　年》，第　586　页。

② 七个省（陕西、甘肃、四川、云南、河南、湖北、福建）有直接抑制谷物生 产的事例，见《中华年鉴，

1921—1922　年》，第　791　页；1925　年，第　575、578、 583　页；《1926　年》，第　626、641—642　页；1928

年，第　531　页；1931　年，第 591、599—600　页。

费，也是云南和贵州两者预算的最大收入来源。甚至几乎没有罂粟的广西，

也对从云南经广西运往长江的鸦片抽税。同样，阎锡山统治下的山西省禁种

罂粟，却从自陕西偷运过黄河的鸦片的违禁税获益。

禁种鸦片使罂粟种植者立刻陷入贫困，有时甚至倾家荡产，他们的地价

一夜之间下跌。如果他们试图继续秘密种植这种作物，这是很难隐瞒的，他

们至少要冒重罚的风险，有时风险还要大得多。１９３２　年底，在江苏最北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