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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的这一番话，是在高岗向其攻击时在七届四中全会上作自我批评时说的。而东北富农问题是高岗攻击刘少奇的一个有力的证据。

这是因为，据高岗说，他收到刘少奇关于东北富农问题同安子文的谈话记录后，曾经在北京面呈毛泽东。毛泽东给了陈伯达看，对刘少奇这次谈话的不满，形于颜色。正因如此，高岗敏感地察觉到毛泽东同刘少奇在富农问题上存在着分歧。

毛泽东访苏，刘少奇主政（6）

因此，在七届四中全会上，刘少奇还说：“我在和个别同志谈到这个问题时可能说过一些不妥当的话，这些话我现在已经记不清楚了，总而言之，凡是说得不妥当的话，都应该取消或纠正。”

的确如此，在七届四中全会上，周恩来曾经评论说：“少奇同志的谈话，可能有个别话走了火，但本质上还是对的。”

在刘少奇作了这次谈话之后，毛泽东在征询了斯大林的意见后也提出慎重对待富农问题，将富农与地主看作不同的阶段来对待。斯大林也是这一观点。他向毛泽东提出，将分配地主土地与分配富农土地分成两个较长的阶段来做，要把反富农看成是严重斗争。毛泽东认为，斯大林的中心思想是“在打倒地主阶级时，中立富农并使生产不受影响”。

可以看出，建国初期的富农问题不仅仅是一个政策性的问题，而且实际上也涉及新民主主义的发展问题，甚至关系到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

为解决土地改革中的富农问题，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三书记邓子恢致电毛泽东征询意见和指示。1950年3月12日，毛泽东复电指出：

请就你们现正召开的各省负责同志会议中征询关于对待富农策略问题的意见电告我们，即是说在今冬开始的南方几省及西北某些地区的土地改革运动中，不但不动资本主义富农，而且不动半封建富农，待到几年之后再去解决半封建富农问题。请你们考虑这样做是否有利些。这样做的理由：第一是土改规模空前伟大，容易发生过左偏向，如果我们只动地主不动富农，则更能孤立地主，保护中农，并防止乱打乱杀，否则很难防止；第二是过去北方土改是在战争中进行的，战争空气掩盖了土改空气，现在基本上已无战争，土改就显得特别突出，给予社会的震动特别显得重大，地主叫唤的声音将显得特别尖锐，如果我们暂时不动半封建富农，待到几年之后再去动他们，则将显得我们更加有理由，即是说更加有政治上的主动权；第三是我们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现在已经在政治上、经济上和组织上都形成了，而民族资产阶级是与土地问题密切联系的，为了稳定民族资产阶级起见，暂时不动半封建富农似较妥当的。关于暂时不动富农的问题，去年11月有饶漱石、邓子恢、李富春三同志参加的政治局会议中，我曾提出过，惟未作详细的分析和未作出决定，现在已到需要作出决定的时机了，决定之后需要修改土地法及其他有关土改的文件，并颁布出去，以利新区各省土改干部的学习，方有利于今年秋后开始土改，否则将错过时机，陷于被动。因此，不但请中南局，而且请华东局，华南分局，西南局，西北局的同志们对此问题加以讨论，并请将此点转发所属各省省委各市市委加以讨论，将赞成和反对的意见收集起来迅速电告中央，以凭考虑决策，是为至要。

毛泽东

三月十二日

俗话说，不依规矩，不成方圆。毛泽东的这封电报实际上就是为新中国成立后的土地改革问题开始制定一个有章可循、有据可依的新的土地法。

1950年4月29日，刘少奇在政协全国委员会为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而召开的干部大会上发表演说，论述了新中国的光明前途，分析了存在的困难和克服这些困难的有利条件。关于土地改革，刘少奇指出：“东北与华北的土地改革，除绥远外，已经结束。河南及其他若干地区的土地改革，将在今年完成。若干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将依照人民政府的命令在今年秋后开始，并将在两三年内基本上完成全国的土地改革。如此，就能解放农村的生产力，以充分的粮食和原料供给城市，解决工业发展的市场问题。”

这就是说，农民在土地改革后，生产增加，生活改善，购买力大大提高，工业品的销售市场就大为扩大。这个刺激工业发展的最根本最重要的条件，我们已经创造或者即将创造出来。现在农村中萎缩的购买力，只待完成土地改革，又有两三个像样的丰收年成，就将迅速恢复，并将逐步扩大，因而使城市工商业繁荣起来，这也是无可怀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