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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日，毛泽东、周恩来对刘少奇的这一系列指示发回电报，肯定了他的措施。这一指示发出后，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进程就很明了了。各地纷纷掀起减租减息，肃清土匪，打击恶霸地主，建立农会，改造基层政权的运动，镇压反革命的运动也同时进行，对农村中的反革命势力给予了毁灭性的打击，有力地保障了后来的土地改革的顺利进行。

但是，随着全国范围内的土地改革日程的日益临近，已经在解放前就实行了土地改革的老解放区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比较突出的是东北等地区的富农问题。

实际上，在建国初期，许多富农都是在各地区得到解放后出现的，就是原来的贫雇农分配到土地后依靠辛勤劳作和经营有方，逐步地发展了生产并有所节余，实际上开始将其一部分土地出租或雇人来为他劳动。这也就是农村中的农业工人和农业资本家的雏形。实际上，这种现象是农业发展过程中必然出现的，是一种资本主义的因素和倾向。在当时，新中国实行的是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策，对有利于生产发展的资本主义是有条件的发展的，是有限制的，但并不是说禁止这种农村中的资本主义的倾向和因素。否则，就是与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政策和现状相违背的。

因此，刘少奇对这一现象是支持的，是持一种开明态度的，是从有利于新民主主义经济发展的角度赞成富农经济的发展的。也因之，在刘少奇这里，发展富农经济的政策是整个新民主主义阶段的政策，是长期的政策，而非权宜之计。

毛泽东并没有对刘少奇的观点提出异议甚至反对，他更注重于慎重对待富农问题是有利于土地改革的顺利进行这一角度，是一个暂时的政策，是着眼于一个时期的政策，解决具体问题，而不是长期的政策，不是长期的考虑。因之，毛泽东在认为农村中的贫雇农力量发展起来后，就开始向富农经济进攻了，目的是打击和消灭富农经济，进而助长农村的社会主义因素，使中国的农业尽快地进入社会主义。这也是后来毛泽东为什么很快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课题的原因之一，也是后来为什么毛泽东不赞成刘少奇关于山西批示的观点，是后来毛泽东批评“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的观点的原因之一。

因为，富农经济是农村中的资本主义因素，毛泽东更为高瞻远瞩的是，他认为应当在富农经济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后，在其还没有形成大的规模和政治力量时，就将其扼杀在萌芽状态之中，以利社会主义因素的增长。刘少奇之所以主张发展富农经济是从中国的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的角度来看的，是从当时中国的农业状况十分落后出发的，是从中国还没有具备农业社会主义化的必备条件——工业化这一实际情况出发的。

最初的关于富农问题的争论出现在毛泽东访苏期间，比较集中于在1948年就已完成土地改革的东北地区。

东北地区在土改后的经济状况总的来讲是上升的：土改后农民经济生活大部分上升，上升的比例，松江占60％—70％，吉林约占2／3，黑龙江的显著上升户占54％。上升户中一小部分添了车马，有的雇了长工，买进或租进了土地。另有一部分人因缺乏劳动力或疾病灾害，或因缺乏生产资料或好吃懒做，经济生活下降，其中一小部分人开始向前一部分人出卖土地或出租土地，或借粮借款。

毛泽东访苏，刘少奇主政（3）

问题也就出现了。东北地区有些农村党员开始雇佣长工；许多党员不了解许不许群众雇工，许不许党员雇工；还有些党员听了党员不应剥削雇工的党课后，出卖牲口，解雇长工。也有些村干部不让上升户购买车马拴独犁，怕他们单干；有的认为组织起来是“国策”，单干不合法；甚至发展到有些村强迫农民参加互助组，而且认为参加三马组不算组织起来，只有参加六马组、八马组才算组织起来。

对出现的新情况，不少区县干部迷惑不解，甚至彷徨徘徊，也提出一些实质性的问题：新民主主义的农村究竟是什么样子？农民应该经由什么样的道路走向富裕？什么叫提高一步？除了组织起来以外，农村还要干什么？

对这些出现的新情况、新现象、新问题，东北局书记高岗的回答是：“我们农村经济发展的方向是使绝大多数农民上升为丰衣足食的农民。而要做到这一点则又必须使绝大多数农民‘由个体逐步地向集体方面发展’。组织起来发展生产，乃是我们农村生产领导的基本方向。”

高岗在1949年12月召开的东北农村工作座谈会上讲话批评了农业社会主义思想，但其重点是批评各种各样的“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