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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资本家们对共产党的政策并不了解，有顾虑，有疑惑。而在接收城市的过程中，党的部分工作人员流露出来的“左”的情绪和做法，也助长了资本家的彷徨和惊慌。因此，恢复和发展生产，首先面临的是如何做好团结和争取民族资产阶级的工作，而且，这一问题的解决愈来愈迫切。

华北局第一书记薄一波不断向中央报告平津的情况。几十年后，薄一波在回忆当时的情况时说：

“关于这一点，我有切身体会。在参加接收平、津工作后不久，我给中央写了一个《平、津财经情况报告》，列举了两市财经方面的困难。当时，两市每月要补贴15亿元人民币（旧币）。由于工厂不开工，天津有上百万人口生活无着落，北平更多。我报告说：‘所有城市的中心问题，就是如何有步骤地有计划地妥善地复工，这一问题得到解决，则万事皆通。否则，一切均谈不到。’4月份，我又向毛主席写了一个报告，详细列举了平、津工业生产中的问题，除了城乡交换阻隔、外贸断绝、原料匮乏、产品滞销、通货膨胀外，工作中没有处理好公私、劳资等关系，也是存在的突出问题。‘工人、店员误认为我们允许分厂、分店，进行清算斗争。天津解放一个月，曾发生53次清算斗争。’‘资本家脑子里有三怕：一怕清算，二怕共产党只管工人利益，三怕以后工人管不住，无法生产。’因此，他们抱着消极等待、观望的态度，甚至跑去香港。据天津统计，当时私营企业开工的不足30％。”

中共中央对此高度重视。1949年4月上旬，刘少奇受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委托，去天津指导城市工作。

斗转星移，还是清朝末代“太上皇”慈禧太后的专车，依然行使在北平到天津的铁路线上。不过，乘坐它的人已经换成了中国共产党人——刘少奇。

资本家　吃了个“定心丸”（2）

刘少奇一行于4月10日抵达天津，前来迎接的是党内闻名的“三皇治世”：黄克诚、黄敬、黄火青。他们面对天津经济迟迟得不到恢复，更谈不上进一步的发展，真是一脑门子“官司”。

第二天下午，刘少奇听取黄克诚、黄敬的工作汇报，当听到不少来自农村的干部不适应城市工作时，马上指出：要尽快教育我们的干部适应环境，学会管理城市，否则就误事了。接收只是城市工作的开始，今后的任务是如何管理好城市并将城市的生产恢复、发展起来，把消费城市变为生产城市，人民政权才能巩固；不但要恢复城乡贸易关系而且要有所改进；私营工厂劳资双方不能激烈斗争，今后还不是你死我活的斗争问题。

黄敬说：“眼下，一些工厂劳资关系紧张，资方财产被冻结或分掉，而闻名的干部多是站在工人一边；再加上工人纷纷要求资本家增加工资、分红利等，使工厂在资金和管理上出现问题，维持生产都有困难，复工复业也成问题，更谈不上发展生产了。”

刘少奇果决地说：“这不行，这是‘左’的行为，是自杀政策，根据今天中国情况，劳资双方不能斗争太激烈，劳资双方今后还不是你死我活的斗争问题。今天工作组乱解决问题，等于农村乱打乱杀，同样地违反政策，而且乱得很快，我们要抓紧纠正。”

当场，刘少奇和黄克诚、黄敬商定：由军管会成立调解劳资纠纷的劳动局，资本家可以直接到军管会反映意见，并安排党的基层干部到工会中做工人的工作。

刘少奇明确说，天津市的党员干部思想上还存在着对民族资产阶级的不正确的认识，在即将开始的恢复和发展城市中的生产事业中，民族资产阶级不是斗争对象，一般地是团结的对象，争取的对象。对民族资产阶级也有斗争，但重点是在团结上，如果把民族资产阶级作为斗争对象，就会犯路线的错误。对民族资本家要既联合又斗争，二者以联合为重点，“今天重点是团结。”

由于长期以来形成的斗争哲学和思维模式，在革命即将取得胜利的时期，可能由于失去了斗争对象，就寻找一个斗争对象。帝国主义被赶出中国了，没有了挂着外国国旗的军舰、租界；国民党政治统治垮了，大买办、大官僚资本被人民政府没收了，在人们心目中剥削阶级、压迫阶级的形象：工厂、洋房、汽车、西服革履……

人们就盯准了“大肚皮”的资本家作为斗争对象，像农村分田地一样，要分工厂、汽车、洋房、机器，或者提出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