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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行营第二厅第四科上校科长、重庆行营上校秘书、少将副厅长。1936年起,任南京行政院简任秘书。 txt小说上传分享
低调俱乐部(4)
周佛海时住南京西流湾8号私宅。这所房屋于1932年4月动工,同年11月竣工,周佛海于12月搬入。由于是在“一·二八”淞沪抗战后的建筑,为了防备中日战争再起时能躲避轰炸,因此,周佛海特地修建了地下室。这在当时的建筑物中是不多见的。房舍周围三面池塘环绕,池堤满栽垂柳,屋旁还有一片竹林,翠竹垂杨,映着春水绿波,环境异常优美。因此,周佛海的这所住宅,便成了上述人员常来聚集的地方。特别是在“八·一三”上海抗战开始后,陶希圣、梅思平、罗君强等则干脆住在此处,其余人员有的每天必来,有的也不时来此。于此,西流湾8号便成了“低调俱乐部”的办公处,汪记卖国投敌运动的发源地。
他们首先进行的活动,便是千方百计阻止蒋介石抗战,并努力传播他们与日本妥协,实现“和平”的主张。
7月31日上午,周佛海往访陶希圣,密谈华北战局问题。他们一致认为,须立即开始对日外交活动。是日上午,蒋介石将宴请出席庐山谈话会的学术界名流胡适、陶希圣及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芩、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等。周佛海便决定借此机会,托胡适与陶希圣向蒋进言,提出“和平”意见,周佛海认为:由胡适、陶希圣以贵宾地位向蒋进言,比他以部属地位说话,要方便得多。
午宴时,陶希圣与胡适照计而行。但是,由于主要是蒋介石不停地发表抗日主张,“宣言决定作战,可支持6个月”,胡适、陶希圣等人,则极难说话。因此,午宴进行中未能表述意见,只是在宴会结束,胡适在告辞时才向蒋介石表述:“外交路线不可断,外交事应寻高宗武一谈。此人能负责任,并有见识”。106
高宗武1932年毕业于日本九州帝国大学法学院,回国后在南京中央大学讲授政治。由于他擅长词令,又对日本政情有相当的了解,他关于中日外交的论文,曾被几家报刊登出。蒋与汪精卫都对高宗武很欣赏,1933年汪精卫兼任外交部长时,就让高到外交部工作,由专员、科长一直提升到亚洲司司长。1934年,南京国民政府与日本政府间就华北与伪满洲国进行通车通邮谈判时,就是由高宗武与日本之间进行的。高所主持的亚洲司,其主要职责也是与日本间的外交折冲。高宗武是与日本进行妥协外交的能手。
蒋介石在听取了胡适的建议后,当即表示:说他了解高宗武,“是要找他谈话”。据胡适说,后来高宗武来看他时,告诉说当日蒋已找他去谈过了。107
午宴进行时,周佛海一直在等待谈话结果,直到下午2时30分,陶希圣才回到西流湾8号,向周佛海报告了谈话经过。并向周建议在目前全国抗日情绪高涨的形势下,不可操之过急,仍须忍耐。周佛海听到胡适不仅提出了建议,而且蒋也表示要找高宗武谈话的消息,感到与日本进行交涉有了希望,因此颇感欣慰。并且非常同意陶希圣的意见,“此时不宜在蒋先生前作刺激之言也”。108
其后,周佛海又去策动青年党的左舜生,国家社会党的张君劢,和《大公报》的张季鸾等人,去向蒋介石进言,要蒋介石对日本的抵抗适可而止,尽量妥协,谈判解决,绝对不要扩大事态。1940年11月,周佛海去日本时,对日本《华文大阪每日》杂志社记者发表谈话时,回忆当时阻止抗战的活动时,曾有如下之供述。 。 想看书来
低调俱乐部(5)
他说:我由庐山回到南京。我看到了庐山的状况,以为中日事变必走向扩大的一步,而非常的忧虑。因此,我便与自己的友人胡适、陶希圣、高宗武、梅思平等商量,说我是蒋介石的直接部下,不便对蒋介石建议。我以为必须恳托在野名流的胡适,以及青年党的左舜生,国家社会党的张君劢,和《大公报》的张季鸾等青年党、社会党的民间各党各派领袖,向蒋介石传达反对扩大事变的意见。
有一天,我计划先让张季鸾与蒋介石会晤,然后再让左舜生和国家社会党李璜两人与蒋介石会晤。最初张季鸾想要说服蒋介石,便进入了蒋介石的屋子,约历一小时后,便出来了。在张氏出来后,左舜生和李璜将要进入蒋介石的屋子时,(张氏)即向他们说:“我想去说服蒋介石,但终为蒋介石说服了,我们是书生,所以反被他说服了。你们就是去见他,也没有用处哩。一切都委诸蒋介石好了。”话虽如此,他们也去见了蒋介石了。他们虽不被说服,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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