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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战争。”101

周佛海在庐山谈话会期间，曾与汪精卫及同样主张妥协的陈公博、北京大学教授陶希圣、原江宁实验县县长梅思平等人，就华北局势进行了广泛的商谈。他说：“我当时的意见，以为在北方，我们决不能再和‘九·一八’一样的毫无抵抗。”“但是我们要坚持一种政策，就是我们是为结束战争而抗战，不是为扩大战争而抗战。”102

他说，当时人们对抗战的形势有三种观察：一是战必大败，和必大乱；二是和必大乱，战未必大败；三是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而他研究的结果，则认为第三种看法是对的。

不容否认，抗日战争是弱国对抗强国的战争。但是，战争的胜负，不仅决定于强弱一个方面，要从多方面的关系去分析。正如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所指出的那样，日本是小国，地小、物少、人少、兵少，中国是大国，地大、物博、人多、兵多这一个条件，除了强弱对比之外，还有小国、退步、寡助和大国、进步、多助的对比，这就是中国决不会亡的根据，只要坚持抗战，必然取得最后胜利。

低调俱乐部（3）

周佛海是个民族失败主义者，他只看到中国弱的一个方面，而且尽量予以夸大；他又是一个崇洋主义者，只看到日本强的一个方面，而且尽量予以夸大。他更看不到国际形势的变化和日本本身的矛盾。照他看来，“中国的人的要素、物的要素、组织的要素，没有一件能和日本比拟。”如果战争扩大并延长下去，“日本当然是要愈益困难的。但是，日本感觉着痒的时候，中国已感觉着痛了；等到日本感觉着痛的时候，中国已会因痛而死了。”他说：也许日本会崩溃，但是中国崩溃在前。想在日本崩溃之中，寻求中国的最后胜利，完全是“空中楼阁”，“镜花水月的幻想”。103因此，周佛海在返回南京之后，照他的话说，“就和许多朋友，研究如何在适当的情形之下，可以结束北方的抗战，恢复和平的关系”。104

周佛海所说的许多朋友，既有文的，也有武的。文的有北大教授胡适、陶希圣、蒋介石侍从室主任陈布雷、外交部亚洲司长高宗武，以及梅思平、罗君强等；武的有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兼江西省长熊式辉等人。由于他们这些人经常或天天在一起，策划如何反对抗战的“高调”，如何与日本“恢复和平”，唱的是和平的“低调”，外间便对他们有所议论，而他们自己便也毫不顾忌地把他们这个小小的团体，叫做“低调俱乐部”。105

当然，这些人中，如陈布雷、顾祝同、熊式辉等，虽然对抗战曾缺乏信心，但并没有叛国投敌，胡适不久出使美国，更与周佛海之流脱离关系。而陶希圣、高宗武、梅思平、罗君强等，则成了“和平运动”的核心人物，并追随汪精卫逃离重庆，叛国投敌，充当了汉奸卖国贼。

周佛海与陶希圣早就相识，而且过从甚密。陶希圣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系，1923年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辑，1927年初往武汉，先后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政治教官、中央独立师军法处长，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宣传处处长及《党军日报》主编等职。时周佛海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1928年陶任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政治总教官，周佛海时任该校政治部主任。周陶之间，既是上下级关系，又是密友。其后，陶希圣虽因参加汪精卫的改组派，辞去军官学校职务，与周佛海在政治上发生分歧，但陶的主要活动是从事教育。庐山谈话会时，以北京大学名教授的资格，出席谈话会。

梅思平是浙江永嘉人，毕业于北京大学政治系。抗战前曾任江苏省江宁实验县县长、江宁行政区行政督察专业，时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法制专门委员会委员。周与梅思平相识，始于1926年底。时北伐军占领武汉，梅思平深受革命形势发展的影响，辞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的职务，投笔从戎，到武汉参加北伐军，周佛海派其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政治教官。1928年周佛海任南京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政治部主任时，梅思平被聘为南京中央政治学校教授兼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授，后来又同属于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成员，因此，两人之间一直过从甚密。

罗君强是湖南人，*叛徒。周佛海与罗君强于1926年在上海相识。1927年周佛海任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部主任时，罗君强任政治部科员，由此，罗君强一直为周佛海的部属及亲信。周佛海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训部处长时，罗君强为该处主任秘书。此后曾历任浙江省海宁县县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