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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当时感觉总理已离我们而去了。总理所留下的主义，正待我们去发扬光大，于是就发生了一种动机，要把总理的主义，分析综合，而著成一有系统的书。这便是著作本书的发意……但是14年12月，因反对鲍罗廷破坏广东大学而离粤。此后任教武昌大学及武昌商科大学，因为教务冗忙，这种志愿，终没有达到。15年9、10月之间……其时我服务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军书傍午，更无暇从事著述。16年1月，奉蒋介石先生之命，为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时共产党恽某（指恽代英——笔者）为政治总教官，政治教官中，亦不少共产党徒。我以为三*义一课，如果听共产党徒讲授，难免其曲解和恶意的批判。所以虽身兼数职，事务繁难，然而尚力兼政治教官，讲授三*义。因此，就草拟了讲授大纲。这便是本书的拟稿。……同年5月，因为反对共产党潜行到宁。时南京正创办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介石先生命为该校政治总教官。因为工作较闲，于是着手著述。这便是本书的着笔。在宁著成总论和民族主义两章。8月，介石先生下野，学校改组，我就回到上海。在沪住了两周，著成民权主义一章中的最初两节。旋接（戴）季陶先生电约，任教广州中山大学，在粤小住月余，完成民权主义一章。11月，因粤变返沪。在沪又作成民生主义的一部。应南京中央党务学校之请为短期的讲演，在南京住了两星期。这两星期中，于授课之暇，作成平均地权一节。16年1月之后，虽然都在上海，但是因为编辑《新生命》月刊的关系，时作时辍，没有继续从事本书的著作，直到3月初旬，才作成节制资本一节，而全书因以告成。

笔者所以不厌其烦地引用周佛海的《自序》，甚至将他诬蔑共产党的文字也不加删除，其目的不过是为了如实地暴露周佛海著作《三*义之理论的体系》一书的目的。其目的不过是歪曲孙中山先生三*义思想的本意，假借三*义，反对共产党人所主张的*主义。

第一，周佛海在大谈所谓的三*义时，根本不谈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所确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国民党的新生，国民党在组织上的发展，以及以北伐战争为中心的国民革命的胜利，都是由于执行了孙中山的三大政策的结果。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明确声明：“国民革命的运动，必特全国农夫、工人之参加，然后可以决胜。国民党于此，一方面当对农夫、工人运动，以全力助其开展，辅助其经济组织，使日趋于发达。”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主办《新生命》（4）

但是，在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之后，却血腥屠杀共产党人和工农革命群众，工农群众的组织，如工会、农会被取缔，工农领袖或被屠杀，或被投进监狱，工农群众在第一次大革命高潮中所获得的权利都被取消；一切反抗国民党*统治的活动和斗争，都被禁止和遭到*。工农大众以至各阶层民众，依然处于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的残酷压迫之下。于此，哪里有任何民权、民生和民族平等的三*义可言？

第二，周佛海以所谓主义的时间性和空间性，否认*主义真理的普遍意义，叫嚷*主义不适合于中国。他诬称，*主义是“舶来主义”；由于时间和空间的差异性，而不能行一个完全同一的主义，因此，“就不应该生吞活剥或削足适履的盲从舶来的主义，也不应该妄思踖等的梦想实现将适用的主义”。他说，这首先是因为各个时代，各个地方，社会所发生的问题，不一定完全一样。各时代，各地方都各有特殊的环境，所以都各有特殊的问题存在。即使是发生的问题是一样的，虽然有其共同性，但是也各有其特殊性，所以适用于一时代一地方的主义，不必适用于别时代别地方，“列宁的共产主义，最大限度，也不过适用于俄国。”

同时，由于主义具有“排他性”，因此同一时间和空间，不能行两个以上的“主义”。如果同一时间，同一空间行甲、乙两种不同的主义，结果，不是甲主义消灭乙主义，便是乙主义消灭甲主义。“一定内容，一定性质的问题，在一定时间，一定地方，只能拿一种内容一定，性质一定的主义去解决”。否则，拿两种内容不同，性质各异的主义，“去解决一个性质一定，内容一定的问题，事实上是不可能的，既是勉强做去，效果上一定生出纠纷。最后的结果，一定是两种主义中的一种，排出别一种，自己去解决要解决的问题。”

按照周佛海的逻辑，既然*主义是由别国产生的主义，当然是在排斥之列。照他的话说，便是“在中国这个地方，在现在这个时代，除却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