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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帝国的人种也是很复杂的，既有来自城市与农村的伊朗族塔吉克人，也有来自军队的突厥人，并不是一个统一的民族，因此基础也不会稳固。不像从前塞尔柱人，建立在一个信仰伊斯兰教的突厥氏族的基础之上，因此能够遵守阿答别的封建军事制度。花剌子模王国是从塞尔柱族高级官吏的一个门宦中分离出来的，后来并没有一个强大的氏族作后盾。花剌子模国本土疆域有限，因此无法建立像土库曼那样的完整而坚固的封建制国家。摩诃末的士兵全部是从吉尔吉斯草原上的古斯或康里部落中招募来的雇佣兵，这些士兵根本没有效忠摩诃末之心，其中的大部分人总在想着背叛花剌子模帝国，成为成吉思汗大家庭的一员。而且，这个苏丹家庭中也充满了仇恨，他的母亲秃儿罕可敦一向面目可憎，她不但不喜欢摩诃末的儿子札阑丁，而且常常虐待这个王室的惟一继承人。花剌子模王室即将倾覆，苏丹摩诃末的家庭也面临着分裂。

要想解决这些不协调和不一致，只能依靠宗教的力量，用伊斯兰教教义的约束给他们以统一性和凝聚力。花剌子模国的摩诃末是塞尔柱族酋长的继承人，他总是以桑扎尔自比，因此他肩负着相当重要的责任，只要他宣布自己是伊斯兰教的代表，就可以号召信徒发起“圣战”，以反对那些佛教或景教的蒙古人，也就是异教徒们。他希望恢复大塞尔柱人的事业，像他们一样成为伊斯兰的苏丹。但是，他实在愚蠢至极，他同巴格达的哈里发教廷之间产生了强烈的摩擦，以至于在公元1217年时出兵攻打哈里发教廷。为此，哈里发纳昔儿（公元1180年～1225年在位）把摩诃末当作自己最凶恶的敌人，他宁愿向蒙古人投降也不愿意同花剌子模和解。苏丹与哈里发之间的这种不共戴天的仇恨，使得穆斯林世界面对蒙古人的侵略时，显得十分软弱无力、不堪一击。

成吉思汗同花剌子模人的决裂，是下面的原因造成的。成吉思汗原本是希望同花剌子模帝国建立一种正常的商业与政治关系。公元1218年，蒙古帝国派来了一个商队，商队成员中除了蒙古使者兀忽纳外都是穆斯林教徒。当商队走到花剌子模帝国在锡尔河中游的边垂兀提剌耳时，被花剌子模总督示难赤（即“以哈儿罕”）拘留，他们将商队的财物洗劫一空，还杀死了商队的一百多个成员。成吉思汗向花剌子模帝国提出了赔偿的要求，但未能得到满足。在这种情况下，成吉思汗准备用武力解决问题。公元1219年夏天，成吉思汗早早将蒙古军集中在额尔齐斯河上游一带。到了秋季，成吉思汗来到巴尔哈什湖东南的海押立。当地的葛逻禄部国王阿思兰汗已经归顺了成吉思汗，阿历麻里的新国王速纳特勤和回纥国王亦都护巴儿术也率领自己的人马加入了成吉思汗的阵营。据估计，当时蒙古军队的人数约为15万至20万，在数字上显然无法同花剌子模军队相比，但蒙古军队纪律更为严明，同军师的配合也更为协调一致。花剌子模帝国尽管在兵力上占优势，但苏丹摩诃末把他的军队分配在了锡尔河防线与阿姆河地区各堡垒，这样就使得他们在每一个据点上的人数并不多。成吉思汗取道锡尔河中游兀提剌尔附近进入花剌子模帝国，之后，蒙古大军便兵分几路进攻。由成吉思汗的两个儿子察合台与窝阔台率领的蒙古军队也进入了这一地区，并经过长期的围困将其占领。由成吉思汗的长子术赤率领的另一支军队则沿锡尔河向南，攻占了昔格纳黑（在今突厥斯坦的对面）与忽毡（在今锡尔河左岸塔斯－布格特附近）。另有五千蒙古精兵则向锡尔河上游进军，在占据了别纳客忒（塔什干西）之后将忽毡城围困，该城督军帖木儿蔑里克经过坚守之后看到大势已去，便乘一艘小船顺着锡尔河逃了出去。尽管帖木儿蔑里克也是一名勇士，但关键时刻他选择了保全自己。正是由于这场战斗，巴托尔德认为，穆斯林中不乏英雄与勇士，但个人英雄主义行为导致他们只顾自己不顾大局，与其相比，成吉思汗领导下的蒙古人则是一支具有较强的组织性、纪律性的军队，正是这些品质使蒙古人成为最后的胜利者。成吉思汗则和最小的儿子拖雷率领大部分人马向布哈拉进发，并于公元1220年2月到达目的地，包围了那座城市。守城的突厥军企图冲破包围杀出城去，但最终没有成功，反被蒙古人杀得七零八落，整个城市变成了一个大屠宰场。公元1220年2月1日（另说16日），城池被破，在城内避难的四百多名守城军士全部被杀，满城的居民不得不向敌人投降。当然，居民们不可避免地遭受了抢劫、虐待等种种粗暴野蛮的待遇，最后一场大火将整个城市完全毁灭。那些曾经抵抗成吉思汗、认为他的作法是暴力与亵渎神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