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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谢富治等在扩大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分组会上组织围攻参加过所谓“二月逆流”的陈毅、叶剑英、徐向前、李富春、李先念、聂荣臻等（谭震林被取消参加会议的权利），并无端指责朱德、陈云、邓子恢等“一贯右倾”。

在17日第一小组会上，康生强加给所谓“二月逆流”以“反毛主席”、“否定延安整风”、“为王明路线翻案”等罪名。

江青则污蔑陈毅、叶剑英、徐向前等人“乱军”。

黄永胜、吴法宪污蔑朱德是“老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是黑司令”。

林彪在20日的全会上，宣称“二月逆流”是“十一中全会以后发生的一次最严重的反党事件”，是“资本主义复辟的预演”。

针对林彪、江青等的诬陷，周恩来极力给“二月逆流”平反。

他抓住一切机会和场合，为叶剑英等开脱、平反制造舆论。

但叶剑英仍未走出逆境。

1968年底，毛泽东亲自抓了北京的“六厂二校”作为指导“斗、批、改”的试点单位。

1969年春节，毛泽东找几位元帅谈话，要他们到工厂去蹲点，作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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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剑英的非常之路　第六篇（16）

叶剑英被指定去新华印刷厂。

叶剑英冒着凛冽的寒风来到二里沟车公庄的新华印刷厂，同陈云、谭启龙一起学习劳动，他被分配到装订车间，一面参加劳动，一面接触工人搞调查研究。

在车间里，他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在工人群众中间，和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尽自己最大努力干些体力活，同时参加车间的批判会、讨论会，虚心向工人学习。

为了学到更多的东西，他还在厂里的安排下，到别的车间去参观，详细了解生产的每道工序，并同工人们座谈劳动经验体会，支持革新创造，关心群众疾苦。

厂里的干部和工人知道他是军队元帅和中央领导人，七十多岁了，身体又不好，就主动照顾他，劝他多休息，单独开伙吃饭。

但他都婉言谢绝，一再表示，自己是来学习的。

工人们很感动，普遍反映，叶老帅平易近人，艰苦朴素，和他们心连心。

大家亲切地叫他“老叶”，愿意接近他，同他说心里话。

周恩来对他关怀备至，经常打电话询问，还特意派杨德中几次去看望他，并带话，嘱咐千万注意身体。

叶剑英专门给周恩来写了一个报告，汇报自己在工厂锻炼学习的体会。

“报告”中，赞扬工人“心地光明纯洁，这和一些长期脱离群众，脱离劳动，脱离实际，老在上层建筑中生活的人们比较起来，差距太大”，谦虚地表示自己“落后了，要赶上去。”

这一时期，叶剑英虽然被迫离开军委领导工作岗位，但对“文化大革命”期间发生的国内外重大事件极为关注。

每天都坚持看“惟一的文件”《参考消息》。

3月初，他根据毛泽东、周恩来指示，同其他几位在北京“六厂二校”蹲点的元帅一起讨论国际形势。

3月18日向党中央、毛泽东写了报告，提出了有关国际问题的7条具体建议。

3月下旬，鉴于苏联军队悍然入侵我国神圣领土珍宝岛，他同其他几位元帅一起多次讨论了珍宝岛反击作战问题，并根据讨论的意见，由他负责整理了一份题为《从世界的森林看一棵珍宝岛树》的报告，于3月29日上呈毛泽东主席。

“报告”最后对民兵建设、军事训练、军工生产等一系列问题提出了具体建议。

周恩来对叶剑英等几位元帅的报告极为重视，一直关心他们的处境，想方设法，把他们从困境和逆境中解脱出来。

党的九大召开前夕，他积极活动，做了许多工作。

在讨论九大全体会议的座位安排上，他向毛泽东提议，老同志坐在前头，得到赞同。

4月1日，又致信毛泽东再次提出包括叶剑英等在内的老同志参加会议主席团和座位方案。

但是，林彪、江青一伙坚决反对，在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由林彪作的政治报告中再次批判“二月逆流”。

叶剑英在会上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特别是珍宝岛事件，在发言中着重谈了加强战备的意见，强调要保持军队的稳定，争取时间加强训练，提高部队战斗力，准备打败敢于来犯的任何敌人。

而林彪、江青一伙则鼓吹“中心转移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