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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后不久,江青一伙竟公然派人抄叶剑英在北长街81号的家,抄走了叶剑英大量手稿、记录稿、讲话稿和中央、军委机关的来往信件以及其他的机密文件。
甚至挖开地板,检查有无武器、电台。
北京街头贴出“打倒叶剑英”、“斩断叶剑英的黑手”等大标语。
中央戏剧学院成立“揪叶联络站”,先后将叶剑英的几个子女、亲属,甚至保姆关进监狱,并成立“专案组”,搞逼供信,罗列罪状,栽赃陷害叶剑英,必欲打倒而后快。
他们不仅从政治上制造种种骇人听闻的什么“兵变”、“政变”、“逆流”、“冲击事件”等等谣言,恶毒攻击叶剑英等元帅和高级将领;还组织人员专门私整各位元帅的黑材料,诬蔑叶剑英曾“被俘”、“企图投敌”。
后来毛泽东知道了,亲自批示这是“老一套谣言”,下令禁止,并在天安门城楼上当面向叶剑英澄清此事,他们才被迫收敛。
“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
叶剑英在被打成“二月逆流”骨干的日子里,始终保持高昂的斗志,对党对人民怀着无限希望和信心。
在遭难的关键时刻,每次都是周恩来保护他过关,作叶剑英的“挡风墙”(当然,有时毛泽东也出面解脱)。
当周恩来得知有人迫害叶剑英,造谣他身边有“特嫌”,进行“抄家”时,非常生气,严厉批评并制止“造反派”胡作非为!自从大反所谓“二月逆流”之后,几位开国元帅处于被打倒和“半打倒”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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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剑英的非常之路 第六篇(15)
叶剑英因毛泽东一再保护,未被明令取消中央书记处书记兼军委秘书长职务,还能勉强支撑着摇摇欲倾的军委大厦,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照顾一些工作。
他忍辱负重,以极大的耐心和克制,同林彪、林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周旋,机敏巧妙地进行着各种形式的斗争。
他在自己处境十分艰难的情况下,仍然关怀着军队的稳定,关心着其他受冲击的同志。
一次国防科委几十名“造反派”要“炮轰”聂荣臻元帅,情况危急。
聂帅交代秘书周均伦去找叶帅。
叶剑英亲切接待他。
不久,让他转告聂帅,已向毛泽东同志报告过,毛主席说是人民内部矛盾,请他放心。
后来叶剑英又将此事报告周恩来,周总理批评七机部“九一六”群众组织“炮轰”聂荣臻是错误的,要立即停止。
1967年,“八一”建军节前夕,叶剑英亲自带着一名战士理发员,来到了徐帅的住处,要他先理个发,作出席招待会的准备。
当时他的意思十分明确:这次招待会,军委的一些老同志应该出席,这不是个人的事,它关系到军队的安定与团结,关系到国内外的影响,也是向“四人帮”一伙作斗争。
后来,周恩来请示毛泽东同意,朱德和几位老同志都要出席招待会,叶剑英得知这一消息,喜形于色,庆幸不已。
为了保护各大军区、各军兵种遭到冲击的领导,叶剑英分别把处境十分困难的一些同志接到北京,安置在京西宾馆等地方加以保护,派专人负责他们的安全和生活。
十一、被迫离开军委领导岗位,仍然全神贯注天下大事
“文化大革命”进入1968年,形势更为严峻。
这一年3月22日,发生了震惊全国的“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事件”。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布《命令》,称:根据毛主席、林副主席决定,撤销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的所任职务,命黄永胜为总参谋长,温玉成兼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
24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军队团以上干部会议上,林彪首先讲话,宣布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的“错误”和对他们的处理决定。
第二天,毛泽东、林彪接见黄永胜、吴法宪、温玉成等。
毛泽东说:军委就是办事组,军委常委可以不开会了。
于是,成立“军委办事组”由黄永胜取代叶剑英主持军委工作。
黄永胜一伙有意刁难叶剑英,实行“三不”:不给他看文件,不准他打电话,不准与外界联系,甚至不准与子女联系。
林彪、江青等对被打成“二月逆流”的“三老、四帅”的迫害有增无减。
10月下旬,林彪、江青、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