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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路军事变时,机会更多。
在第三次反‘围剿’时,敌人占领了全部苏区,虽无堡垒,工事还是有的。
红军在苏区内活动有困难,是跳到敌包围后面打掉敌人两个师,把敌人都引到东面,红军再转到西面休整,以逸待劳,准备再战。
可见,三次‘左’倾是对堡垒与堡垒主义的恐慌和投降。
由于对敌人堡垒主义估计过高,对自己运动战估计不足,产生战术致胜论。
博古、李德认为堡垒主义已不可能像一至四次反‘围剿’时采用运动战那样,可以一次歼敌几个师团。
因此认为只能依靠战术的胜利,只能靠不断地突击来不断地消灭敌人一个连一个营,积少成多,变成战役的胜利,以逐步引起战略上有利于我的变化。
这是‘短促突击’的由来。
在战争指挥上,不依靠正确的战略指导战役,并正确运用战术,而是靠战术致胜。
“编外参谋”贡献多刘帅美名垂青史(5)
这是军事领导、军事理论上的绝大错误。
2�三次‘左’倾第二个错误是分散兵力。
在反第五次‘围剿’中,敌战略布置分兵四路:东路蒋鼎文攻闽西(这是蒋介石击败十九路军事变后建立的一路);南路陈济棠攻赣南;西路何键攻湘赣区;北路顾祝同是主要突击方向,以陈诚、罗卓英主力向南打;另以薛岳、周浑元等三个纵队从东北、西北三个方向向苏区中心进攻。
……三次‘左’倾开始提出的‘全线出击’,在敌人节节进逼下变成了‘全线抵御’——单纯防御,战术是短促突击。
毛主席认为,为了争取迅速反‘围剿’胜利,不应在敌人的突击方向进行主力抗击,而应诱敌深入,用次要兵力吸引和钳制敌人,而把红军主力隐藏集结,待机突击。
敌人要找红军主力决战,必使敌疲劳,红军的退却必使敌骄傲而轻敌懈怠,这就给我以突击的机会。
三次‘左’倾的全线突击,分兵把口进行许多拼命的战斗(丁毛山、三溪、平寮、广昌、高虎脑、万年亭等战役)得不偿失。
在反第五次‘围剿’中,指挥员们对这种打法提出意见,建议打运动战,集中主力打击敌一路,一下子可打敌几个师,均遭拒绝。
在第五次反‘围剿’中,许多指挥员曾对军委领导提出批评意见。
认为过于集中,根据地图指挥,而地图又不准确;指定部队任务,过于具体,而敌情变化很快,指挥不能机断专行,失掉许多战机;认为军委下决心过迟,等下了决心时,敌情已变化;认为军委战术不灵活,机械地实行短促突击,敌人就缩回去,我追上去,敌人即依托工事用密集火力给我重伤,因此建议红军主力打运动战。
这些意见军委都未采纳。
3�在军事上不知利用十九路军事变,打击蒋介石,粉碎‘围剿’。
1933年11月,在福建组成人民政府后,在政治上利用了它,以毛主席为谈判代表,签订了停战协定,推动它去反蒋,但在军事上没有利用这个机会。
闽变后,蒋介石十多个师沿闽西苏区边界光泽、邵武、顺昌之线南下进攻十九路军,对我暂取守势。
有同志曾建议集中红军几个军团的主力向赣东北突击,消灭正在运动中的大量敌人,既配合十九路军,又粉碎‘围剿’。
三次‘左’倾认为这样做是冒险,拒绝了这个意见。
三、五军团在东线活动,并调一个军团去西线打永丰等地敌人的堡垒。
蒋介石在解决‘闽变’之后,即在福建组成‘剿共’东路军,以蒋鼎文为司令,对苏区造成包围之势。
4�在战略转移与突围行动上三次‘左’倾的错误。
1934年4月广昌战役(4月11日—4月28日)一、三、九军团曾与陈诚纵队硬拼了18天后,红军主力损失颇大,敌各路已迫近苏区中心,此时从事内线作战已无胜利可能,应该退却,保守红军实力,转到广大无堡垒地带去作战,创造新苏区,以保卫老区。
在三次‘左’倾的5—7月战略计划上,根本未考虑这个问题。
此后敌情更加严重,中央已作出退出中央苏区的准备,但在8—10月的战略计划上仍提出‘用一切力量捍卫苏区来求得战役上的大胜利’,‘发展游击战争,加强辅助方向活动求得战略上情况的变更’。
一方面准备突围,一方面还让红军去拚命,还不注意保存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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