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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从‘九一八’日寇占满洲起，中日民族矛盾在迅速上升，反动营垒内部和各中间派中有人要求抗日，组织国防政府。

此时三次‘左’倾不知利用，仍认为他们是最危险的敌人。

第四，三次‘左’倾把苏维埃共和国当成一个大国，盲目扩大自己的力量，认为中国面临的问题是两条道路的决战。

提出‘争取苏维埃在全国胜利’和‘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口号。

第五，在军事方面，三次‘左’倾也采取了完全和毛主席军事思想相反的一套做法……这些做法导致反五次‘围剿’的失败，不得不长征。

长征开始又是退却逃跑，使红军遭受巨大损失，使党遭受危机。

大家要开会解决三次‘左’倾的领导问题，总结经验，这是遵义会议的由来。”

刘伯承关于两条军事路线的交锋作了翔实的反映：“在遵义会议上博古代表中央作主要报告，军委负责人作了副报告。

博古的报告遭到大家反对，认为基本不正确，并展开了争论。

最后博古承认了自己军事路线的错误是失败的主要原因。

政治局对此作了决议。

大多数人此时还不了解政治路线的错误。

当时形势很紧张，这个问题也就暂时放了下来。”

“编外参谋”贡献多刘帅美名垂青史（4）

会议上主要争论的几点：“第一，博古认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敌人过于强大，敌人直接用于进攻中央苏区兵力50万，还有帝国主义的经济援助和顾问帮助蒋介石。

大家认为是个原因，但不是主因：第一次反‘围剿’敌兵10万，我兵不足4万，是2�5∶1；第二次反‘围剿’敌兵20万，我兵仍不足4万，是5∶1；第三次反‘围剿’敌兵30万，我兵3万多，是10∶1；第四次反‘围剿’敌兵30余万，我兵4万多，是8∶1；第五次反‘围剿’敌兵50万，我兵4万多（未计地方武装），也是10∶1。

另外，第五次反‘围剿’时有十九路军在福建和蒋作战，还有广东军阀陈济棠宣布自由行动，对蒋威胁。

敌人内部发生矛盾，都靠近苏区。

一至四次反‘围剿’时，则无此有利条件。

第二，博古认为失败原因在于苏区物质条件不好。

大家不同意，因为在‘一切为了前线上的胜利’的口号下，红军扩大了（10万），红军财政和粮食等其他物资需要都基本解决了。

第三，博古强调白区反帝反蒋运动没有显著进步，瓦解敌军的工作薄弱，游击战薄弱，各区呼应配合不够紧密。

大家承认这是个原因，但仍不是主要原因。

因为一至四次反‘围剿’时，苏区也是被割裂的，苏区范围更小，瓦解白军工作也有一定的限度。

第四，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战略战术上的错误。

毛主席在遵义会议上发言，他对三次‘左’倾战略战术上的批判代表了大多数人的意见，三次‘左’倾负责人之一的洛甫同志支持了毛主席的意见。

这些意见概要如下：1�三次‘左’倾战略战术的第一个错误是堡垒对堡垒，使敌人的堡垒主义持久战的战略战术达到了目的。

敌人采取堡垒主义是企图避免和我们打运动战，迫使我们进行阵地战，即避开红军的长处和他们自己的短处，三次‘左’倾采取堡垒主义就中了敌人计策。

粉碎堡垒主义的打法是运动战。

博古认为第五次反‘围剿’不能打运动战是不对的。

在敌人这方面说，到处筑堡必然分散兵力（1934年1月不完全的统计，敌堡垒2900多个），为了找我作战，它不能总呆在碉堡内不出来，不向我前进。

另外，敌人总还不能在全国到处筑碉堡来限制我们活动。

堡垒主义必然是敌人大大分兵，它终究还是要出来找我们打仗，就有在运动中挨打的可能。

在我们这方面来说，就是在敌人堡垒线前后左右、四面八方打游击战，袭击他，扰乱他，牵制他，迷惑他，以配合红军作战。

红军或在堡垒线内，待敌前进时在运动中消灭他，或转到堡垒线外广大无堡垒的地带活动，调动敌人，迫使敌人不得不出来和我们打运动战。

就在第五次反‘围剿’时，运动战的机会也是很多的，如洵口、团村、将军殿、建宁、湖坊、温坊各战役，特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