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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番威胁利诱，教王抗上了当，听从穆彰阿更改遗疏，并以暴疾身故奏报。宣宗也有些疑心，但穆彰阿布置周密，『上头』无法获知真相，也就算了。

陈孚恩帮了穆彰阿这个大忙，收获也下小，不久，穆彰阿就保他当山东巡抚。而王抗则以不能成父之志，为他父亲的门生，他自己的同年，以及陕甘同乡所不齿，辞官回里，郁郁以终。

穆彰阿是道光十五年乙未科会试的大主考，黄宗汉是他的门生，颇为巴结这位老师。秦桧门下有『十客』，穆彰阿门下有『十子』，黄宗汉与陈孚恩都在『穆门十子』之数，自然熟知其事。所以，一遇椿寿的变故，他立即遣派亲信，以釜底抽薪的宗旨，先设法把椿寿的遗嘱弄到手，然后亲自拜访驻防的将军和浙江学政，因为这两个人是可以专折奏事的，先要把他们稳住，才可以不使真相上闻。

当然，另一方面他还要间接拜托旗籍的官员，安抚椿寿的家属，然后奏报藩司出缺。上吊自杀是瞒不住的，所以另外附了个『夹片』，说是『浙江钱漕诸务支出，本年久旱岁歉，征解尤难，该司恐误公事，日夜焦急，以至迫切轻生。』把湖属八帮应运漕米，留浙变价的事，只字不提，同时录呈了经过修改的椿寿的遗嘱。咸丰帝此时初登大宝，相当精明，看遗嘱内有『因情节所逼，势不能生』两句话，大为疑惑，认为即令公事难办，何至遽尔自尽？是否另有别情，命令黄宗汉『再行详细访察，据实奏闻，毋稍隐饰。』

接着，浙江学政万青藜也有专折奏报，说椿寿身后，留有遗嘱，『实因公事棘手，遽行自尽。』与黄宗汉的奏折，桴鼓相应。皇帝批示∶『已有旨，令黄宗汉详查具报。汝近在省垣，若有所闻，亦可据实具奏。』

看来事情要闹得很大，但事态真正严重的关键所在，只有黄宗汉自己知道。因为椿寿的自尽，如果真的是由于他的措施严峻、则虽良心有愧，亦不过课以道义上的责任，在公事上可以交代得过，那就不必有所畏惧。而事实上并非如此，椿寿之死，是死在他虚言恫吓的一句话上。

所谓『留浙变价』，原是黄宗汉有意跟椿寿为难的一种说法，暗地里他并不坚持这样做，不但不坚持，他还留着后手，以防椿寿无法做到时，自己有转圜的余地。

由于在军机处和户部都有极好的关系，所以黄宗汉对来年新漕改用海运，以及本年湖属各帮漕米，不能如限北运的处置办法，都有十足的把握，私底下书函往还，几乎已有成议。但这些情形，椿寿无从知道，他亦瞒着不

说。以改用海运并无把握，河运粮船难以依限回空的理由，下令截回漕船，留浙变价，这一套措施与他所奏报的改革办法，完全不符。他向椿寿所说的，留浙变价一事，『已经出奏』，事情到了推车撞壁的地步，再也无可挽回，这才使椿寿感到已入绝路，不能不一死了之。其实，『已经出奏』这句话，根本是瞎说。

就凭这句谎言，黄宗汉便得对椿寿之死，负起全部责任。因而他必须多方设法掩饰遮盖，不使真相上闻，一面活动万青藜等人，帮着他瞒谎，一面遣派亲信，携带巨贤，到京师活动。当然，象军机大臣彭蕴章那里，是不必也不能行贿的，只有以同年的身份，拜托关顾照应。

不过这样一件案子，也不是轻易压得下去的。椿寿是『上三旗』的旗人，亲戚之中，颇有贵官，认为他的死因可疑，自然要出头为他讲话，这样军机处要帮黄宗汉的忙，就不能不费一番手脚，来遮人耳目。

照一向的惯例，类似这种情况，一定简派大员密查。既称密查，自然不能让被查的人知道，可是一二品的大员出京，无论如何是件瞒不住的事，于是便有许多掩护其行踪及任务的方法，一种是声东击西，譬如明发上谕∶『着派某某人驰往江苏查案』，这人便是『钦差』的身分，所经之处，接待的礼节极其隆重。这样一路南下，到了济南，忽然不定了，用钦差大臣的关防，咨会山东巡抚，开出一张名单，请即传提到案，迅雷不及掩耳地展开了查案的工作。

再有一种是暗渡陈仓，乘某某大员外放到任的机会，密谕赴某处查案。

这道密谕照例不发『邸抄』，被查的省分，毫无所知，行到目的地，拜访总督或巡抚，出示密谕，于是一夕之间，可以掀起大狱。查黄宗汉逼死椿寿一案，就是用的这一种办法，所以在表面上看不出黄宗汉出了毛病的痕迹。这当然又是军机处帮他的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