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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身，而是为了家庭、为了子孙请功的利己性和算计性为动机的。掘桂一郎的“献身的道德”将主从关系看成是单面的、非利己的，而家永的“双向契约”则是将主从关系看成双向的、利己的和算计的。

事实上，武士确实有基于利己的动机而争取功名的一面，但是也不能否定主从道德中“无我”的实现。既然无私是以私性为前提，那么武士的利己性质和“无我”的性质就可以重合在一起，并不是自相矛盾的。

在武士的共同体中，主君是一个具体化了的整体。服从君主命令的武士有时不惜用欺骗的办法获得出人头地的机会；为了争夺名利，在箭上还刻上了自己的姓名；为了谋求主君的赏赐，即使是白天家中有红、白事，晚上也要奔赴沙场。这种强烈的自我主张作为武士的道德、战争的规矩被认为是加强武士团团结、引导全军走向胜利的手段而受到嘉奖。而且，那些不为主君即集团整体贡献的自我主张要受到严重的惩罚。

在镰仓武家社会，有受主君的权威身份严格束缚的主从关系，也有不受约束的主从关系，二者是可以同时存在的。御家人是将军的家人，同时也是总领统率各个武士团的主君。在镰仓前期，采用“总领制”的武士团组织，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结合在一起的，祖先传下来的领地，也是以总领为中心的一族分割继承的。对外部来说，总领代表一族，作为本家的总领和作为分家的庶子分别率领家子、郎党和随从经营领地。

由此可见，镰仓幕府的体制是由将军的御家人以及御家人和随从的关系这种两阶段的主从关系构成的。但是这两种主从关系拥有不同的性质。将军和御家人的关系比较自由，为一种近似于双向的契约性关系；而御家人和随从的关系则比较倾向于单方被迫从属的单向关系。

如果将“无我”的实现当作献身的道德，那么“无我”和“无私”就是规定随从对总领态度的道德规范。但是“无我”的实现并不只适用于御家人和随从的关系，它还对将军和御家人之间的主从关系有约束作用。为了谋求家、武士团和武士团整体的生存，各个层次的主君都必须采取“无我”、“无私”的态度。

武士团组织虽然逐渐摆脱了血缘关系纽带的限制，但是“无私”的精神并没有消失，反而更加受到重视。支撑武士团组织的总领制在镰仓后期瓦解，随着分割继承向长子继承过渡，总领和庶子的关系也向主从关系变化，武士团也从血缘组织向地缘组织转变。作为血缘组织的武士团，血缘纽带不断，其联系家族成员的“家族之情”就必不可少。但是随着武士团组织向地缘组织的转变，血缘观念逐渐淡薄，就需要能代替“家族之情”的东西来联系成员之间的感情。“无私”精神就是在此背景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自然形成的“坂东武夫习惯”在禅宗和儒教传入以后，受其影响逐渐发展成为了“武士之道”。在镰仓初期，武士从密教中寻求现世的欲望，祈求来世能得到往生。到了北条时赖和北条时宗执政时代，武士开始吸收禅宗思想。禅宗向培养武士坚韧精神、以自我和宇宙的事理一体为目标的修禅方向发展，经过时赖和时宗，禅宗的影响扩大到了御家人阶层。

主从关系上血缘性的淡薄、双向契约的性质增强，对主君和随从来说，可以互相选择的幅度放宽了，因此利己行动也逐渐增多。从根本上来讲，支撑这种主从关系的道德就是无心、无我、无私。正是无心、无我、无私构成了举世闻名的日本武士道精神基础，对日本国民性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二章　武士，一个阶级的构成（5）

二、日本武士与日本魂

刀，是日本人武士精神的寄托。军刀是武士之魂的象征。1945年，柳川平助病危，临死之前，特地命人取出军刀，用最后一点力气将它握紧，抱着军刀而死。无独有偶，当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传来，和柳川一起参与制造南京大屠杀的松井石根，也将天皇赐予自己的“奉节”军刀拿出，放声大哭。

日本幕府统治了日本800多年，在这800年里，有多少武士剖腹自杀，已经无法考证，但提及日本精神，人们总会联想起那些神色凝重，手执日本刀，看不出一丝恐惧的武士，想起他们果决地将战刀刺入腹中的情景。

古代的日本武士喜欢把刀叫做“太刃”，村正是日本最著名的“太刃”产地。早在室町末期，村正制刀就已经闻名全日本，其斩切能力出众，吹毛断发。爱村正刀的人多，死于村正刀下的更是不计其数，以致后来的德川家将其当作不祥之物，斥为“村正妖刀”，禁止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