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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李淑芳又拿起了笔。不过，这一回“李岩兄”不是为中共《晋察冀日报》写稿，却是替日军作宣传。出自她的笔下的反共宣传材料有：《我们不再受骗》、《弃暗投明》、《玩火自焚》、《李老太太的悲哀》。她不光是写，而且还演出。

她在泥潭中越陷越深。她参加了日军组织的“反共同盟”。她居然在日军电台作广播宣传，鼓吹“中日提携”、“共存共荣”！

她的“出色”的“宣传”，受到了她的上司——三好大佐、矢野中尉、中西少尉的表彰，给了她一连串叮叮当当响的“荣称”：“巾帼英雄”、“新派绅士”、“女中豪杰”、“东方的摩登女士”……

李淑芳好梦不长。抗日战争节节胜利，八路军步步进逼石家庄，大佐、中尉、少尉们已在收拾行装，准备滑脚了。他们已经顾不上“宣传班”了。

李淑芳又陷入了新的痛苦之中，虽然她拣了一条活命，却断了脊梁骨。眼看着日军大势已去，她失去了依靠，今后的日子怎么过？

回晋察冀边区吧，叛变之徒，在那里无处容身。回到父母身边吧，那将有何面颇。她的唯一希望，寄托在张春桥身上。

于是，她提起沉重的笔，给亲爱的“桥”寄去一信……

清冷的月光，照着山村。张春桥失眠了。

他面临着抉择：甩掉李淑芳吧，他们已经有过那样公开的恋爱关系。何况，再想找一个像李淑芳这样能干而又有知识的女人，在山沟沟里实在很不易；要李淑芳吧，她又已经落到了那样的地步。

看来两者不能两全，张春桥眼珠子一转，想出了两全之计：只要李淑芳隐瞒那段五史，如同他隐瞒了“狄克”、“华蒂社”一样，不就用“红皮”遮住了“白心”？

李淑芳回来了，来到了阜平县苏家台村，来到了张春桥身边。一年半没有见面，张春桥还是老样子，李淑芳却丧魂落魄，目光无神，失去了当年的青春的光彩。

李淑芳低声向张春桥倾诉了一切，而张春桥只是轻描淡写地对邓拓说：“李淑芳在反扫荡时受伤被俘，最近刚刚从牢里逃出来……”

于是，李淑芳改名“文静”，被张春桥安排在《晋察冀日报》社资料科当编辑。

一九四五年，张春桥亲笔填写的《干部履历表》上，这么写着，并为之加了注解：

爱人姓名：文静。

爱人是否党员：是（注二）。

（注二）是一九四三年在北岳区党委认识的，但四三年反扫荡中文静受伤被俘，直到今年始回边区。她的组织问题，据称己经天津市委解决，但未经正式转来，现正解决中（日前是个别关系）。

在张春桥的庇护之下，文静摇身一变，居然又成了中共党员！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五日，日军在张家口挂起了白旗，晋察冀八路军一举夺得这一冀北重镇。

一个多星期之后，《晋察冀日报》社迁入张家口。

刚刚吃上几口安定的饭，张春桥就与文静结婚。

毕竟文静的劣迹昭著，不是张春桥能够一手遮住的。后来，文静的叛徒问题被组织上知道了。

随着张春桥的飞黄腾达，文静成了他的一块心病——他后悔莫及，可是这苦酒是他自作聪明喝下去的……

与柯庆施共事于石家庄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十二日，石家庄炮声隆隆，一彪人马朝城里杀来。

国民党军队稍战即溃。石家庄落入了晋察冀杨得志、罗瑞卿野战兵团手中。

《石门日报》在石家庄出版了。张春桥奉调，出任《石门日报》社社长。

尽管文静对于石家庄有着痛苦、恐怖的回忆，生怕重新在这座倒霉的城市露面，会被过去的熟人认出“东方的摩登女士”的昔日形象。可是，她又不能不跟随丈夫一起赴任。她在石家庄深居简出，唯恐在街上遇见当年她的“中日提携”、“共存共荣”节目的观众

张春桥在石家庄却很得意，因为他的顶头上司不再是格格不入的邓拓，而是情投意合的“何大鼻子”。

“何大鼻子”只因长了个大鼻子，得了这么个雅号。当面，人们则总是用亲切而尊敬的口吻称他为“庆施同忐”。

早年，何庆施的雅号叫“柯怪”。那时候，何庆施还不是“首长”，人们当面直呼“柯怪”，他倒也答应，不以为怪。

丁玲写的《我所认识的翟秋白》一文中，曾顺便写及“柯怪”。寥寥数笔，可谓传神。

那是一九二三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