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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一边不禁想到,十岁的王晓波,也一定曾经一个人在木麻黄下面站着吧?
我约了郑宏铭,跟我一起去新竹北埔的济化宫,那是一个山里的庙,听说供奉了三万三百零四个牌位。有人从日本的靖国神社,把所有阵亡的台籍日本兵的名字,一个一个用手抄下来,带回新竹,一个一个写在牌位上,为他们燃起一炷香。
我想到山中亲自走一趟,看看这些年轻人的名字。他们是陈千武、蔡新宗、柯景星、彭明敏、李登辉的同龄少年,只是这三万多人,没有机会变老。
这个二十九岁的年轻女性,在一九五三年八月十八日执行枪决。晓波再见到妈妈,只是一坛骨灰。右边是七岁的王晓波。
和王晓波同样在一九四三年出生的淡水孩子郑宏铭,一岁时,开诊所的医生父亲被征召到南洋,上了那条神靖丸。战争末期,几乎每一条曾在太平洋水域行驶的日本船舰,都冒着被炸沉的危险。神靖丸从高雄港出发,一九四五年一月十二日,被美军炸沉。
即使知道要战败了,战争的机器一旦转动,是很难叫停的,日本仍旧把台湾的精英,一批批送往南洋。
肃静的大堂里,三万多个牌位整齐地排列,一个紧挨着一个,狭窄的行与行之间只容单人行走,像图书馆中的书库。有一个身影,正跪在两行之间,用原住民族语祈祷。郑宏铭屏着气,一行一行慢慢地行走,连脚步声都轻得听不见。
他在找自己父亲郑子昌医师的牌位。
宏铭从小就知道自己和别人不一样。有一天,镇公所来一个通知,要他们去领父亲的骨灰。领到的盒子打开一看,没有骨灰,只有一张纸。
宏铭从小就知道自己和别人不一样。他不明白,但是察觉到,族人对他特别温柔、特别礼遇。
他不明白,但是察觉到,族人对他特别温柔、特别礼遇。跟着母亲走访亲戚时,鸡腿一定留给他。那特别的温柔,是以父亲的丧生换来的。
因为没有爸爸,母亲必须外出打工,宏铭也变成永远的插班生,跟着母亲的工作,从一个学校到另一个学校。因为没有爸爸,系鞋带、打领带、刮胡子,这种爸爸可能教儿子的生活技能,宏铭全部自己在孤独中摸索;他不敢问,因为问了,人家就可能发现他的“身世”。一九四五年再度改朝换代以后,为日本战死,不是光荣,而是说不出口的内伤。
郑宏铭的母亲找父亲的骨灰,找了很多年,到八零年代才听说,随着神靖丸沉到海底的骸骨,被安置在靖国神社里。母亲就奔往靖国神社。
“靖国神社”这四个字,在他们所处的周遭环境里,是一个塞满火药、一点即爆的历史黑盒。对郑宏铭母子,却只是“父亲你在哪里”的切切寻找。靖国神社里并没有神靖丸丧生者的骨灰,于是郑宏铭开始认真起来,母亲没有找到的,他想为她完成。
和郑宏铭在三万多个灵位中行走,这里静得出奇——三万多个年轻人最后落脚的地方,除了少数家属,没有任何人会来到这里。站到历史错的一方去了,你要受得起寂寞。
寺庙外卖纸钱和汽水的妇人说,“起风的时候,暗时,会听到哭声从庙里头传出来……”一个本来坐在柱子边用斗笠遮着脸打盹的男人,突然拿下斗笠,说,“还有人听见百万战马在跑的声音……”
在新竹那一天,郑宏铭没有找到父亲的牌位。走出寺庙,他看来真的有点落寞。
郑宏铭到今天都还觉得想不透:父亲错在哪里?诊所荒废了,家里有年轻的妻,一个一岁大的爱哭爱笑的孩子,医学院毕业的父亲,难道想去战场赴死吗?生下来就是日本的国民,难道是他自由的选择吗?
王晓波和郑宏铭,互不相识,但是他们在同一个岛上长大,同一年,考进台湾大学。
都是台湾人,但是他们心里隐忍不言的伤,痛在完全不同的地方。
他是我兄弟
我踏上乌坵的岩石。整个岛,挖空了,地底下全是战壕。满山都是防伞兵降落的装置,连观音庙和妈祖庙都涂上了陆战队的草绿迷彩,被重重铁丝网围绕。
寻人启事
即使是内战六十年之后,海峡对岸的寻人启事从来没有间断过。
2009…05…06
寻找哥哥刘长龙
我想找我哥哥,他是陕西省安康市吉河镇单嘉场人。一九四八年被国民党抓壮丁,现在可能有八十岁,以前在鼓楼街学铁匠。曾经来过一封家信,说在云南打仗。我叫刘长记,希望你们帮我找找,感激不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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