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舰甲板上就满满是官兵，船，要启航了。发出的汽笛声，既优美又有点哀愁，好像整个天和地之间就是它的音箱。

有一次，一个常常从军舰上带一整桶冰淇淋来给我们的海军叔叔很久没出现，当我们追问冰淇淋的时候，父亲说，他“牺牲”了。

我不明白什么叫“牺牲”。

但是我知道我和别人不一样。一班六十个孩子里，我是那唯一的“外省婴仔”，那五十九个人叫做“台湾人”。我们之间的差别很简单：台湾人就是自己有房子的人。不管是大马路上的香铺、杂货店，或是乡下田陌中竹林围绕的农舍，那些房子都属于他们。你看，房子里面的墙壁上，一定有一幅又一幅的老人画像，祖父祖母的、曾祖高祖的。院子里不是玉兰，就是含笑，反正都开着奶白色的花朵，有包不住的香。

他们从不搬家。

我并不知道，这些东西，在美君的淳安老家里，都有。我只知道，没有谁和我一样，住在“公家宿舍”里。公家宿舍，就是别人的房子，前面的人搬走了，你们搬进去，心里知道，很快又得搬走。前任可能是夫妻两个，你们却可有兄弟姊妹四五六七个。卧房反正只有一间，所以你看着办吧。那被现实培训得非常能干的美君，很快就搭出一个克难间，走廊里再添一张双层床，也能住下。

台湾人，就是那清明节有墓可扫的人。水光盈盈的稻田边，就是坟场。孩子们帮着大人抱着钱纸，提着食篮，气喘喘走在窄窄的田埂上，整个田野都是忙碌的人影，拔草、扫墓、焚香、跪拜、烧纸……一剎那，千百道青烟像仙女的丝带一样柔柔飘向天空，然后散开在水光和淡淡天色之间。

坟场外，沿着公路有一排木麻黄。一个十岁小女孩倚着树干，远远看着烟雾缭绕中的人们。更远的地方，有一条蓝色的线，就是大海。

我也是永远的插班生，全家人跟着槐生的公职走。每到一个地方，换一个宿舍，又被老师带到一班六十个孩子面前，说，“欢迎新同学。”当你不再是新同学，有玩伴可以腻在一起的时候，却又是走的时候了。

美术老师说，“今天你们随便画。”很多孩子就画三合院，短短的红砖墙围着屋檐微微翘起的老屋，后面是竹林，前面有水塘，细长脚的白鹭鸶画得太肥，像只大白鹅，停在稻田上。

我画的，往往是船，正要经过一个码头。画得不好，海的蓝色忽重忽轻，码头好像浮在水里，船的方向，看不出是离港还是进港。

那种和别人不一样的孤单感，我多年以后才明白，它来自流离。如果不是一九四九，我就会在湖南衡山龙家院里的泥土上，或者淳安新安江畔的老宅里，长大。我会和我羡慕的台湾孩子一样，带着一种天生的笃定，在美术课里画池塘里的大白鹅，而不是大海里一只小船，寻找靠岸的码头。

73，两个小男孩

认识了王晓波和郑宏铭以后，我发现，找不到码头的，可能不只十岁的我。事情不那么简单。

晓波，从十岁起，就知道自己和别人不一样。

他生在一九四三年，跟着宪兵营长的父亲，一家人在一九四九年从江西来到台中。有一天，爸爸没有回家，妈妈也不见了，家中一片恐怖的凌乱。外婆哭着跟晓波解释：深夜里，宪兵来抄家，把妈妈带走了。妈妈正在喂奶，于是抱着吃奶的婴儿，一起进了监牢。

晓波记得母亲在押解台北之前，跟外婆辞别，哭着说，就当她车祸死亡，请妈妈将四个幼儿带大。

这个二十九岁的年轻女性，在一九五三年八月十八日执行枪决。晓波再见到妈妈，只是一坛骨灰。营长父亲因为“知匪不报”，判处七年徒刑。

十岁的男孩王晓波，在一九四九年以后的台湾，突然成为孤儿。他带着弟妹每天到菜市场去捡人家丢弃的菜叶子回家吃。有一次外婆一个人到蕃薯田里去找剩下的蕃薯头，被人家一脚踢翻在田里。

读书的整个过程里，除了挨饿之外，这男孩要小心翼翼地不让同学发现他的“匪谍”身世，但是，老师们都知道。一犯错，老师很容易一面打，一面就脱口而出，“王晓波站起来，你这个匪谍的儿子！”

王晓波后来在台大哲学系任教时，自己成为整肃对象。被警总约谈时，侦讯员直接了当地说，“你不要像你母亲一样，子弹穿进胸膛的滋味是不好受的。”

说起这些往事，他笑得爽朗。所有的孤独、受伤，被他转化为与底层“人民”站在一起的“我群感”。他很自豪地说，“我来自贫穷，亦将回到贫穷。”我一边戏谑他是“偏执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