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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想人格目标而生，也可能是为了保持和他人的友好交往而设。但无论怎样，人们总会留心隐藏这些秘密，一旦秘密被公之于众，人就会感到耻辱。隐藏秘密是维护体面的重要手段。

如果将传达信息称作“积极的交往手段”的话，那么保证信息不被传达，即保守秘密就是一种“消极的交往手段”。在现实生活中，“消极的交往手段”起到的作用，实在不容小觑。几乎每个人都有被要求保守秘密的经验，比如不经意地发现了朋友丑事，为继续维持友情，就必须对该事守口如瓶，即便朋友没有提出这个要求。

耻文化下的日本人对耻辱格外敏感，保守秘密便成了每个日本人都必须练就的本领。保密是一种义理、责任，泄漏了他人的秘密意味着辜负了他人的期望，泄漏别人秘密的人也会和秘密暴露者一起感觉耻辱。

秘密，无论是他人的，还是自己的，站在保密之人的角度看，都是一种“无”的存在，一种“无知”的状况。人们通常认为知道得越多越好，西方人常说“好奇心害死猫”，人天生有一种将无知转化为已知的欲望，人获取知识的过程就是将无知变成已知的过程。近代的西方启蒙思想家，竭力要求将人从蒙昧无知的状态中解救出来，德语中的“启蒙”本身就包含着“解释、告知”的意味。在中国，无知被当成骂人的话，经常和白痴等词一起出现。在人们的印象中，已知远比无知优越。但是，站在社会学的角度看，如果启蒙主义者的理想完全实现，所有人都像上帝那样无所不知，人类社会恐怕就要土崩瓦解了。所谓社会关系，就是建立在半知半解的基础上的。信息有好坏之分，传递信息既有可能促使社会关系成立，也有可能让它崩溃，如果放任信息自由自在地传播，不对其加以控制，不仅个人的生活会受到影响，整个国家的稳定也都将面临威胁。崇尚自由的美国人，喜欢强调隐私，每个国家的政府都有一大堆机密文件，可见在社会关系的形成和稳定上，无知和已知地位平等。

秘密是为了实现理想状况，必须存在的“无知”。在秘密暴露的一刹那，人们往往会抱怨“不该被知道的知道了”。如果被暴露的秘密不过是像“走路不小心，摔了一跤”这样的小事的话，辜负了秘密的人，最多遭到一顿嘲笑罢了。但如果事关重大，比如某位以清纯著称的明星，被爆出了曾经当过陪酒女的丑闻，本人不仅会感到难堪，还会被人蔑视，大伤自尊。

没有人希望公开自己的秘密，秘密的暴露违背了人的预期，让人措手不及，不小心泄露了秘密的人，多会为自己的疏忽后悔，对自己的自律性产生怀疑；另一方面，被暴露了秘密的人，也会觉得被他人辜负，尤其当泄漏了自己秘密的，正是自己向来都非常信赖的人时，愤恨的感觉会更加强烈，让他难免对泄密之人产生怀疑，而双方努力营造的亲密关系也由此出现裂痕。

秘密暴露后的耻辱感，能够让一切辛苦营造的社会关系消失，让原本是朋友的双方形同陌路，让原本是恋人的男女各奔东西。尽管秘密的泄露是意料之外的结果，没有人愿意看到。如果将人与人的相互关系看作一种秩序的话，耻辱就是让这种秩序突然停止运作的力量。在耻辱面前，社会关系是那样脆弱。

尽管如此，单纯地将耻辱看成社会关系的消极性力量，还是有失公道。耻辱的产生，意味着理想状况的破灭，耻辱本身就是让人难以言表的痛苦，但人却可以从这种痛苦中警醒，更加深入地了解自己。中国人说“知耻而后勇”，日本人也将“知耻”看成一大美德，秘密暴露了，人的自尊受伤，耻辱的感觉如滚滚江水一般袭来。在这个时候，真正知耻的人不会自暴自弃，也不会任由自己被耻辱的阴影纠缠，他必定会想方设法摆脱耻辱。他会比从前更清楚，什么是应该保守的秘密，什么事情他必须做到。因此，只要人有心回复原来的状况，并为此付出了足够的努力，他就能达到目的。分手了的情侣可以复合，朋友也能冰释前嫌，像从前一样亲密无间，在经历了此番波折后，人与人的关系还会更加紧密。

正像中国古代的哲学家老子所说，“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无”是产生各种“有”的积极条件。耻辱让已有的社会关系荡然无存，新的社会关系刚好可以在其后建立起来，就像用橡皮擦掉写错的字，再写上正确的一样。新的社会关系有各种可能，其最理想的状态，就是这一关系中的每个人都有一定的自律性，人们因这种自律性的存在，友好共处。耻辱的经验，则有利于人深化对自律性的认识，因为耻辱的经验很大一部分就来自人在自律上的疏漏。总之，耻文化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