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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年江西省拿获已正当逆匪杜世明案内伙匪吴洪竹其人，入会之人，都要扶助朱洪竹，并山东有个万大哥，那里人势更强等语。……今林应伟收藏郑瑞观簿本，亦有李朱洪竹、万大哥、顺天等字样，似系沿习旧闻编造哄诱。”＇122＇我们从阿林保所说“内有悖逆语句，殊堪发指”的话，可以窥见林应伟得到的这个会簿是充分反映了天地会政治宗旨秘密文件。而且，其中还有“西鲁故事”中的核心人物朱洪竹、万大哥和天地会诗词。它不是杨光勋所立的那种单纯花名册的会簿确定无疑。郑瑞观向林应伟交待，这个会簿是他在丙辰年抄得的“天地会相传旧本”。这里所说的丙辰年，即嘉庆元年丙辰（1796）年。因此，可以肯定，郑瑞观传与林应伟的会簿至少是乾隆年间流转的“旧本”。

嘉庆十五年（1810年）福建巡抚张师诚奏，在福建汀州破获钟家旭结拜天地会一案，并搜缴《花帖》等物。钟家旭即钟振，籍隶长汀，曾听从谢佩成加入天地会。十年（1809年），谢佩成“给钟家旭结会花帖一张，称系江西人曾德广所传，照此抄写，便可自行传徒，……帖内所写祖在甘肃及洪祖师万大哥”，及“五房吴天成、李色弟等姓名”，“系天地会相沿旧名”。清政府反复鞫讯，“钟家旭坚供，谢佩成给帖之时，只说系会内相传名字，小的都不认识。至顺天两字，谢佩成说会中本有此号，并非新编。”＇123＇

张师诚指出，“历来起获会本，词句大略相同。”钟家旭花帖“系沿习旧闻，”“辗转流传，混行抄写。”＇124＇曾德广、谢佩成、钟家旭辗转传抄的这个花帖会薄，也不是嘉庆年间的产物，而且，从会簿中记有五房及祖的甘肃、万大哥等名字看，这是一本载有天地会起源传说内容的会簿。这里，我们不必再去引用更多材料，就拿嘉庆十六年（1811年）清政府搜获的姚大羔《会簿》来说，它也不是嘉庆十六年（1811年）的作品。这个《会簿》是嘉庆十六年（1811年）在武缘县简兴福家查获的。据成林奏称，“姚大羔籍隶广东平远县，来至武缘裁缝生理。”＇125＇嘉庆十五年五月，吴通贵遇见姚大羔，共谈贫苦。姚大羔告知，他“在广东稔悉结拜添弟会”，邀约吴通贵、简兴福、林国祥等结拜天地会。清政府搜获的会簿就是姚大羔转交简兴福收藏的。而在此之前，姚大羔还邀约谭训诰等六人入会。姚大羔在武缘县多次纠人结会，先后参加结拜者共六十余人次。每次结拜都给众人三角木戳、红布各一块。红布上载有乾隆年间就已流传的天地会诗词。姚大羔所给红布，作为拜会凭据，嘱令会众收藏，“勿使人见”。清政府多次提审收藏红布的被捕会员，都坚供“共会簿一本，伊等从未见过，姚大羔亦未向其告知。究竟得自何人，作用用处，实难指出。”＇126＇可见，象那当然在羔那种《会簿》是秘不示人的。即使一般天地会员也是见不到的。由于姚大羔被捕后“于解审中途病故，无从根究”，给我们查究《会簿》的由来带来了困难。但是，我们根据成林奏折可知，姚大羔在嘉庆十五年（1810年）来到广西武缘之前就在原籍广东参加了天地会。仔细研究现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这个《会簿》原件，当系姚大羔辗转传抄之物。《会簿》中的许多诗句，诸如“木立斗世知天下，顺天行道合和同”、“三姓结万李桃红”、“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等，早在乾隆年间就已流行。“五票头”在陈烂屐四军旗上已经出现。由此，可以进一步推定，这个《会簿》乃是据嘉庆以前天地会“旧本”辗转抄传而来。

总之，以上大量事实雄辨地证明，自康、乾以来，天地会内部一直流传着内容十分丰富、政治色彩极其鲜明的秘密文件，它不仅仅是只开列会员姓名、住址那样一种会簿花句册。这些文件，经过数十年乃至上百年的辗转流传（包括口头流传），多次易手，不可否认曾经后人加工修改。天地会本身的发展变化，也必须要不断地充实丰富其内容。加之天地会会众彼此之间思想文化水平等参差不齐，辗转传抄之本也会存在繁简之别，谬误之差。但是，我们却不能因此而勿视它是相沿抄袭“旧本”的基本事实，甚至把它看成仅仅是嘉庆乃至咸丰、同治年间的产物。既然如此，利用这些文件研究天地会的起源，就不是什么“用后世产生的史料，证明前代存在的历史。”我国封建文化典籍，可谓汗牛充栋。但是，真正属于当时当地历史人物所留下的第一手原始记录毕竟有限。今天，我们研究某些历史问题，往往要借助于后人的有关记载。而且，有些问题甚至只能借助稍晚的重要史籍去揭天前代历史之谜。否则，很难越雷池一步。因此，一般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