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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董院长，现在回想起来你们当时审讯郎超雄真有点力不从心。哈哈哈哈。”汪学勤大笑道。

“谁说不是呢？”董院长说：“当年我和呼延庭长为了这个案子头都大了，隔几天就要往湖北大学和省高院跑一趟，让人家评判。说老实话就我们肚子里那一点墨水，真不够郎超雄这些人喝，他们几乎把所有业余时间都用在研究马恩列斯毛的著作上。我们审他有点像叫花子审地主：‘你为什么那么有钱？’所以怎么也说不通。”

汪院长和铁夫大笑起来。

汪院长问：“你这个比喻是从哪儿来的？太形象了。”

董院长正色道：“我开始时也认为郎超雄他们是反革命，经过审讯以及多次和湖大的教授们私下交谈，我才认识到这至多不过是学术之争罢了。地委则批评我太右，柳国夫更是直截了当地指责我不懂政治。如果按照古书记的要求这个案子大概在七六年初就判决了，但我们法院系统特别是汪院长不同意判决，所以我们一直以事实还没查清、证据不足为由往后拖。”

汪院长接过话头说：“法院系统并不是没有人要求判决，这些人都是原来的保守派，而法院系统里的造反派又不同意判决。我不赞成这两种意见，判不判刑不能以观点来决定，而应该以罪证来决定，这是我一贯的观点。”

董院长又说：“我是主审，对这个案子我最清楚。一开始我也倾向于他们有罪，但是通过对这些人的审讯以后，我慢慢地改变了自己原来的看法。所以到后来我不光是同情他们，更是佩服他们。据看守所的干警反映，县中队的值班士兵经常向郎超雄、石庵村、叶一彪这些人请教学习马列著作遇到的问题，你说要命不要命？反革命集团的一二三号头头，竟然都成了当兵的老师，真是千古奇闻。”

铁夫问：“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七五年‘评水浒’、‘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和七六年‘天安门事件’时，那些当兵的有事无事经常找郎超雄他们谈天说地，有些兵甚至不值班也往里面跑。为了这事转业了一批兵，哪知道新兵来了不长时间照样去找郎超雄他们。中队的队长、指导员发脾气也没用，你总不能不让当兵的值班吧？”

铁夫笑道：“新鲜！”

汪院长问：“还有这事？我怎么不知道？”

“县公安局早就传开了，中院并不具体办案所以你们不知道。为这事中队长和指导员经常挨训，有一次中队长跟我说：‘董院长，你们要不就把那几个人判了，要不就放了，省得我们老是挨批。我就搞不清楚那几个人有多大本事，把我手下兵搞得神魂颠倒的，好像如今的阶级敌人都变了种，个个都是学习马列的高手。我他妈命苦，就算我不出问题，将来也要毁在这群兵的手上！’”

汪院长和铁夫听了这话大笑不止。汪院长更是笑得岔了气，呛得猛烈地咳漱。

董院长端起茶杯送过去：“汪院长，喝口茶压一压。”接着又从茶几上拿了一根烟抽了起来说：“再一个就是当年他们在辛建家里议论过胡风、丁玲、彭德怀等人的案件，说这些案子都是中国的大冤案等等。他们这些人或者观点相同，或者兴趣相同，经常来往，在辛建家里交流议论，至于说你儿子的那个《訄言》只是一个申诉材料，这些都是柳国夫他们楸住不放的地方，他认为这就是反动言论。”

铁夫说：“胡风在七八年就被四川省公安厅释放了嘛，丁玲七九年也平反了，她的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又再版了，彭德怀和陶铸一起平反了，全国人民都知道，怎么柳国夫还在纠缠这些事？到现在还想揪住不放？我就不相信他柳国夫能一手遮天！现在不是四人帮横行无忌的极左年代了，我看他还能怎么样！”他怒不可遏地骂道。

汪院长喘匀了气说：“老铁你不要发脾气，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高院来电话了，江华院长最近要到湖北来视察，专门了解湖北平反冤假错案的进展情况。七八年底中央转发了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关于抓紧复查纠正冤假错案认真落实党的政策的请示报告》，这个报告是以中央文件的形式下发到县团级和基层法院的，可见中央对纠正历史上发生的冤假错案的决心之大。胡耀邦同志有一个讲话，提出了‘两个凡是’和‘两个不管’，他说的这‘两个凡是’和华国锋的‘两个凡是’不同。他说‘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组织，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的改正过来。’大家知道薄一波等人的‘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彭德怀、陶铸的案子已经平反，贺龙的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