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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复查了一次，只是……”

铁夫心里“咯噔”一下：“有什么问题吗？”

正好此时县法院的董院长也敲门进来，汪院长打了个手势示意他坐下。铁夫和董增财都是熟人，也相互打了个招呼。

铁夫说：“你这儿有公事，我还是回避一下吧。”

汪院长举起一只手阻止道：“老铁别走，他是来汇报你儿子那个案子的，反正也不是什么秘密，你也听听。据董院长汇报，第一次复查没有发现什么问题，我建议平反放人。可柳国夫非要搞第二次复查，好像硬要从鸡蛋里挑骨头似的，非得找点什么东西出来。实际上主张平反最坚决的就是董院长，这个案子当年他在办案过程中就认为不是反革命案件，根本就不愿意判。虽然最后在地委的压力下还是判了，但他对我说这一生中在他手上判的案件就数这个案子最冤，老觉得心里有愧，所以力主为此案平反，董院长你说说吧。”

董增财说：“在这次复查过程中，地区政法委的柳国夫一直抓住郎超雄《论物质与精神的关系》和《论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三者关系矛盾问题》这两篇论文不放。我说一下我的看法，我作为法律工作者原来仅对法律问题感兴趣，通过办理郎超雄等人的案件，促使我大量阅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以及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方面的教材。因为在审讯郎超雄、石庵村等人时，我们认为是错误的或反动的东西，恰恰是共产党的老祖宗讲的话，结果把我们搞得很尴尬。后来我们把所有能找到的马恩列斯毛的书都搬到审讯室，但还是辩不过郎超雄。最近我把郎超雄写的那两篇论文又拿给一些搞哲学、政治经济学教学、研究的教授们看过，他们认为写得很有水平，作者很有才华，并且说都到八零年了，前几年不敢说的话现在敢说了。他们认为这两篇论文不光是有水平，也是批判文革中那些谬论的战斗檄文，肯定是正确的。早几年不敢说是因为那时的政治气候太极左，说了真话就会大祸临头。当年也就是因为这两篇论文我和呼延嵩审了郎超雄整整三天，郎超雄始终不服，他要求我们把这两篇论文公布出来，让学术界和广大群众评判。我记得他还说，我这两篇论文是宣传、捍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一百年后看也将证明是正确的。实际上七五年郎超雄并不知道中央有个四人帮，但报刊杂志塞满了‘精神万能论’、‘上层建筑决定论’的谬论。他的《论物质与精神的关系》批判的就是‘精神万能论’；而《论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三者关系矛盾问题》批判的则是‘上层建筑决定论’，张春桥在《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一文中就狂热鼓吹了这一谬论。”

他打开提包，从厚厚一沓审讯材料找出其中一份说：“我这里有当年郎超雄的交待材料。郎超雄说：‘这两篇论文是对哲学界篡改无产阶级世界观的义正词严的战斗檄文，同时还有两点重要的学术贡献：第一、我发现了包括北大哲学系、苏联辩证法专家在内的国内外哲学界普遍曲解而被奉为精神与物质关系准则的一句名言，正是列宁概括出黑格尔观点的一条典型的客观唯心论命题。正是这种普遍的曲解，为当前中国哲学界甚嚣尘上的‘精神万能论’提供了依据；正是这种普遍曲解，为‘精神变物质’论断唯心化开了方便之门；第二、我发现和论证了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并非最基本的矛盾，它只不过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反映罢了，从而给‘上层建筑决定论’以致命的打击。这两点前者属于哲学的基本问题，后者谈的是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的最基本的概念之间的关系。在这样的问题上任何点滴贡献（如一种较普遍谬论被克服，更深入更具体一些的关系被揭明）都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即使你们逮捕了我，但我仍然认为我这两篇哲学论文的观点在中国当今的哲学界还未被他人所道破。使我痛心的是言因人灭，这两篇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哲学论文，因我的被捕而被扼杀！’直到现在柳国夫、文重仍然楸住这两篇论文不放。前几天他还到我们复查办公室说，郎超雄的文章就是反对毛主席关于精神变物质、物质变精神观点的反革命言论。七五年我们也认为这是郎超雄在标新立异，因为他的观点不是一种被广大人民所接受的观点，是反革命言论。你知道郎超雄在审讯中是怎么说的？他说：‘当初马克思、恩格斯发表《共产党宣言》时又有多少人接受、赞同他们的观点？’”

“好一张利嘴！”汪院长击节赞叹道：“到底是饱学之士，说出来的话就是与众不同，其实说实话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学说当时真没几个人相信，也是那时侯著名的异端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