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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可能。“尽瞅这些破书做啥？”她斜靠在桌上问道。第二种可能。“你遗精么？”她直截了当地问。第三种可能。“该死的纳兰性若还是范思哲？镶边宝蓝旗袍还是七分裤？生还是死？我踮起脚尖，旋给你看？”总之，我的脑子被弄坏了，哪一种可能都只能是假设的，而且全然不合逻辑。

难道她会这么问么？我在犹疑的推测中询问自已，我焦燥地掀翻茶杯，揪住自已在遗忘中杀出了几根白丝的头发。“是啊，她会这么问吗？就算她这么问过吧。”我摊在桌上的几本书，多年来恐怕只有那些图书馆中的蜘蛛们读过，书与书之间的蛛网上密布着尸体干瘪的死蚊子。

我并不回她的话。也不知那一刻从哪里涌出的邪胆，我猛地用手指，一根手指，仿佛是中指，按到她高耸的胸尖问道，这写的是什么。隐约是“省图”的两个字已被磨洗得缺了大部分笔划。果是寡廉鲜耻，歪着小三角扁脑子的腹蛇不懂人世的规范。哪还游什么？不如跳窗逃走算了。我心中腾腾的烈焰烧破了脸皮。她却并不躲避，反将胸向前稍挺了挺，嘴角浮出一丝古怪的笑容说，你猜呢。我的脑子轰地一声就爆了，右手顺势张开就抓住了她胸前的衣边，将她拉倒在我的腿上。紧接着的一些细节又被我的记忆无情地疏漏掉了。后来，是怎样移身到密集的高大书架间做爱的？开始时两人说了些啥？无论如何这中间应该有些必须衔接的步骤。如果少了这些步骤，我绝对不配做以严谨著称的姜斯年教授的学生。任何一个敢在考据学中逗留的人，记忆力都可能是惊人的，他们能把乱成麻堆似的互不沾边的数据，或怪异的人名地名，清晰地刻在脑子里，比如我吧，我能随手列出个１５７８年明朝万历皇帝大婚至１５８２年张居正逝世之间，这个国家历史事件的清单，但有时却突然想不起睡在枕边的妻子的名字。这真是件伤神的事儿。记得第二年的冬春之交，我心血来潮，磨着她，想请她复述一下她那一晚我们之间的对话。

她吃惊地问：“那么多的废话，让我怎么复述呢？从哪讲起？”

我抓抓头皮说：“我脑子都掏空了，记得的却只是那么寥寥几句啊。”

她娇嗔地用手捅着我的额头，说：“混蛋的东西，几句话就能让我上钩吗？你那一晚滔滔不绝，从黄河夺淮入海讲到亚马逊，从考据癖讲到夹竹桃。猪窠子。卢浮宫。七月底的内裤，里子乱七八糟。别人听了，彻头彻尾地是个疯子啦。可不知为啥，那些话就让我着迷透了。我还记住了你念的博尔赫斯的那句诗：我一直在心底暗暗地设想，天堂应该就是图书馆的模样。唉，你没听说过雄辩和权力都能让女人产生性欲吗？”我说：“我不知道”。

史学的重任就是这样重构着往昔的图景：省图的那些书架是一直砌到屋顶横梁的，我清晰地记得标着“1957年制造”的书架质地坚硬，看上去特别的沉。喜玛拉雅的密林。写着咒语的斧子。书中自有颜如玉的呆子。那时的人们还舍得用柞木、楝木甚至楠木等上佳好材制作书架，真是多亏了他们，我们拼命的折腾也只是弄得灰尘簌簌地往下掉。她把一条腿架在了书架的第二格上？或许是第三格吧。她呼呼地喘着粗气。半透明、浓腥气、黏乎乎。真叫人崩溃！你不是说那里散出檀香味、兰麝之气吗？嗨嗨，一个下贱胚子掏蛋鬼！我阻止了她撕扯衣服的迷乱冲动，按我的心态，绷断了第二粒扭扣但仍被紧紧包裹着的肉体，是最动人的。正如被一厘米地皮覆盖着的沸腾火山，有一种欲掩弥彰的生命力。一种被压抑的封建主义的欲望之香，闷罐香，更能刺激像我这一类的男人。为什么要把比那一厘米地皮更薄的衣服撕掉呢？老实说吧，我从来就不喜欢赤裸裸的东西，尤其是赤裸裸的女人身体。她的臀骨很宽，我家乡一带的汉子都巴望娶这样厚臀股骨、会下崽的女人，据说这样臀骨的女子除了产子顺溜外，挑担子负重往往也是把好手。我的手指深深抠进她臀部柔软无比的肉中，像泄恨一样，按我的经验，那青紫的指印要几个月才能褪净。当她像一滩泥般被我抱住时，我一抬腿，咔嚓一声有什么碎了。是她的摔在地上的眼镜。

“那天是腊月初八，老家人都讲，跟穿白鞋子的男人来往，消灾呢。沿淮一带腊八日结婚的人特别多，圩埂上一溜子的白鞋。”后来她说。我已经记不得当天我是否穿的白鞋。我有白鞋子么？白鞋？像让姜斯年教授犯病的夹竹桃花的那种白色？但有一个场景我是至死也不会遗忘的，她衣衫凌乱地斜靠在图书馆深处的旧木椅上，吐出一个烟圈，幽幽地说，这是命吧，你在书在搜着硖石乡瘫子村的故事，而我，正是瘫子村出来的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