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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很多清规戒律，避免可能发生的流弊和偏向。这样，就大大的有利作家的创作活动。

应该说，郭沫若关于“两结合”创作方法的观点和看法，对于宣传、阐述毛泽东的意见起了十分重大的作用。

当然，“两结合”创作方法的提倡，其时代背景和社会基础是当时的“大跃进”，因而也就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当时的局限。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大谈特谈革命的浪漫主义，而比较冷落革命的现实主义。与此同时，大家谈论革命的浪漫主义，又自觉不自觉地把一些脱离实际的夸大、幻想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的合理想象混在一起，因而也就在客观上为虚假浮夸打开了绿灯，铺平了道路。对于“大跃进民歌”中一些消极成分的肯定和过高评价，就是证明。

“大跃进民歌”是1958年大跃进时期出现的群众性的文艺创作运动。其规模之大不但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恐怕以后也未必可能出现，完全称得上是“空前绝后”。在这次群众诗歌创作运动中，当然也出现了不少好的和比较好的诗歌作品，而且，从积极方面来说，它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人民群众诚挚的愿望和高扬的热情，以文艺的形式记录了当时的时代。但，毋庸讳言，这些民歌（包括这一次大的诗歌创作运动）也确实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和缺点。而这些问题和缺点也正反映出了那个时代的问题和缺点。

“大跃进民歌”实际上是从1957冬到1958春全国范围内的农村兴修水利时开始涌现的。当时各地农村依靠集体力量兴修水利，创造了过去农民小生产时意想不到的奇迹，使农民看到了组织起来的力量，从而在激发起他们向自然进军的热情的同时，也激发起了他们诗歌创作的热情。他们歌颂集体的劳动，歌颂劳动的集体，歌颂共产党，歌颂社会主义制度。

毛泽东在发现广大人民群众劳动热情的同时，也敏锐地发现他们诗歌创作的热情。他对当时已经广为流行的民歌十分重视，发出指示要求各地“大规模地搜集全国民歌”。在他的号召和指示下，《人民日报》连续发表社论《大规模搜集全国民歌》（1958年4月14日）、《要抓紧领导群众文艺工作》（1958年7月3日）和《加强民间文艺工作》（1958年8月2日），由此可见中央对这一工作的重视。

在此情况下，经济战线上的“大跃进”激发起民歌创作的巨大热情；反过来，大跃进民歌创作又激励着全国工业农业及其他各行各业的生产热情。一时间，全国上下真的是一片热气腾腾，热浪滚滚，民歌创作也就铺天盖地。有些地方行动唯恐不快，宣传唯恐不力，甚至大搞赛诗会，大摆诗擂台，提出“全党办文艺，全民办文艺”、“个个是作家，人人是诗人”。当时民歌创作真是成了“诗的海洋”。

毛泽东看到这些情况当然是十分兴奋的。他认为从那些歌颂共产党、歌颂社会主义、歌颂领袖以及表现工人农民生产热情的诗歌中，可以看到民心、民气，可以看到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是怎样受到人民群众的欢迎，也看到自己在人民群众中是享有怎样高的威信。当然，他也不是完全头脑发热，还是对一些做法有所保留，存有疑问。特别是对一些地方报道人人都写诗表示了不同意见，说：写诗也只能一年一年的发展。写诗不能每人都写，要有诗意，才能写诗。几亿农民都要写诗，那怎么行？这违反辩证法。放体育卫星、诗歌卫星，通通取消。不过，从总体上说，他还是对这样的群众诗歌运动持肯定态度的，他一再对周围的人说：“从民歌可以懂得许多东西。”

在大跃进的日子里，毛泽东自己也写了两首气壮山河的诗，即《七律二首·送瘟神》（1958年7月1日）。

这二首诗前有短短数十字的前言，说：“读六月三十日《人民日报》，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浮想联翩，夜不能寐。微风拂煦，旭日临窗。遥望南天，欣然命笔。”

诗两首真实地表现了作为人民领袖的毛泽东是怎样关心人民的疾苦，萦怀人民的命运。他为受血吸虫病害的人民痛心，又为他们消灭病害无限欣慰。毫无疑问，两首诗表现了领袖和人民的命运息息相关，是激动人心的好诗。这两首诗运用了丰富的想象和浪漫主义手法，稍通一点艺术的人也都充分肯定，作出很高的评价。无论是谁，不能把它们和当时一般的大跃进民歌相比，更不应该把它们和大跃进民歌相提并论。

但是我们也不能不看到，毛泽东的这两首诗，特别是其中第二首，有一些诗句，如“六亿神州尽舜尧”、“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等，或多或少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