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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的看法。在这两方面，也可以说是在这两个问题上，郭沫若和毛泽东的观点和看法表现出惊人的相似和一致。（其中有郭沫若迎合毛泽东的一面，另一面，也和郭本人的诗人气质，喜爱夸张，从内心觉得正逢其时，正投所好，正是表现自己的时机有关）我们前已说到，毛泽东不但爱好诗歌，自己也作得一手好诗。因此，他也特别关心诗歌创作，并由此而及于整个文艺创作。

1958年3月，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谈到诗歌创作问题时，主张诗歌的内容应该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对立统一。他这样说，并不是一时对文学创作的即兴意见，而是有他浓厚的哲学基础的。纵观他一生革命经历，可以清楚看出他对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一直都看得很重，并不想偏执于哪一方面（当然，从总体上说，他对浪漫主义还是有较深的感情）。早在1939年，毛泽东在鲁迅艺术学院成立一周年时，就曾题词：“抗日的现实主义，革命的浪漫主义。”可见他不但不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二者对立起来，而且认为二者是应该并可以很好地结合在一起的。

根据毛泽东这一次关于诗歌创作的想法，周扬很快写了一篇谈新民歌的文章《新民歌开拓了诗歌的新道路》。在这篇文章中，周扬进一步阐述和明确了毛泽东的观点，说：“毛泽东同志提倡我们的文学应当是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这是对全部文学历史的经验的科学概括，是根据当前时代的特点和需要而提出来的一项十分正确的主张，应当成为我们全体文艺工作者共同奋斗的方向。”

周扬在文艺问题上善于领会和发挥毛泽东的观点，因而也一直受到毛泽东的青睐。

就在周扬发表这篇文章后不久，即在1958年5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毛泽东又再一次谈到“无产阶级文学艺术应采用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这一次，话说得更加肯定，更加明确，对于全体文艺工作者来说，显然是一种导向。

毛泽东提出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立刻引起文艺界的重视和热烈讨论。许多人结合已经发表的毛泽东诗词及当时已大量涌现的“大跃进”民歌发表文章，进行讨论。《人民日报》还为此发表社论《争取文学艺术的更大跃进》，说：“我们的工人和农民正在抱着无限的壮志雄心，充满共产主义精神，排除一切困难，以国家生活主人公的姿态，从事着豪迈的建设事业，只有把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精神密切地结合起来，才能充分地表达出人民群众的这种英雄气概。”许多文章也说：我们是生活在“一天等于二十年”的时代，生活本身就是长了翅膀的，只有用“两结合”创作方法创作出来的文艺，才能适应我们这个一日千里的时代。

对于毛泽东提出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郭沫若打心眼里拥护和高兴。无论从严格的意义或宽泛的角度看，他本人就是一个浪漫主义文学家（他创作的诗不必说，他创作的历史剧以至小说也都如此）。毛泽东提出“两结合”的创作方法，虽然也提出了现实主义，甚至从字面上看，现实主义还排在浪漫主义的前面，但事实上，或者说从总的精神看，显然是十分强调了浪漫主义的地位的。对此，郭沫若是当然更能体会到的。所以他听到毛泽东提倡“两结合”的创作方法，便立刻明确表态，说：

在我个人特别感着心情舒畅的，是毛泽东同志诗词的发表把浪漫主义精神高度地鼓舞了起来，使浪漫主义恢复了名誉。比如我自己，在目前敢于坦白地承认：我是一个浪漫主义者了。这是三十多年从事文艺工作以来所没有的心情。

对于毛泽东提出的这样一个创作方法，郭沫若不仅是停留在一般性的表态，而是结合毛泽东的诗词（特别是对于《蝶恋花·答李淑一》等浪漫主义十分明显的诗词）和自己的创作加以深入的探讨和研究，先后写了《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就目前创作中的几个问题答〈人民文学〉编者问》等文章阐明“文艺上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在精神实质上，有时是很难分别的，”说“古今来伟大的文艺作家，有时你实在是难于判定他到底是浪漫主义者还是现实主义者”，从而进一步指出毛泽东提倡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两结合”的创作方法具有深远意义。他说：

主席提出这个创作方法，纠正了过去对浪漫主义偏颇的看法。我们是既承认革命的现实主义，又承认革命的浪漫主义，同时希望两者能更好的结合。这样，就使得艺术大解放，作家的思想大解放，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