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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得生机勃勃，春意盎然。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郭沫若在香港时，对于解放区的情况，对于解放区文艺，对于毛泽东，表现了特别的关心。他对解放区的一些文艺作品如赵树理的小说《李有才板话》、《小二黑结婚》、《李家庄的变迁》，李季的诗《王贵与李香香》，贺敬之等的新歌剧《白毛女》表现了非常浓厚的兴趣，认为这些作品真正表现出了新的天地、新的人物、新的感情、新的作风，显示了从人民翻身到文艺翻身的新气象，是一种崭新的人民的文艺。也正是从这一认识出发，他根据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向文艺界特别是诗歌界的同仁提出：“今天的诗歌必然要以人民为本位，用人民的语言，写人民的意识，人民的感情，人民的要求，人民的行动。”他特别介绍和赞扬毛泽东，说：

中共的领导者毛泽东先生，毫无疑问，已经成了我们中国今天的人民领袖了。他凭着他的卓越的思想，高远而稳健的政见，正确而坚强的领导，实实在在成了我们中国的救星，我们中国有了他，事实上是值得庆幸，值得夸耀的。

这在当时，在非解放区内，在一般民主人士和社会贤达中，如此看毛泽东，如此评价毛泽东的人，实不多见，因而其影响之大也是可以想见的。

1948年5月，由于解放战争胜利已成定局，中国共产党由毛泽东向全国提出号召和倡议，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号召既出，郭沫若立即与李济深、何香凝、蔡廷锴、谭平山等人联名致电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并转解放区全体同胞，表示热烈造成和衷心拥护迅速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号召。

因为交通阻隔，毛泽东迟至八月初才收到电报。毛泽东当即复电，希望共同就新政协召开的时间、地点、何人召集、参加会议者的范围及讨论的问题，进行研讨。

为了迅速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决定安排和组织一批在非解放区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来解放区。郭沫若当然就在其中。此时，他的心情是怎样兴奋，怎样激动，是完全可以想象得到的。是的，他不能不高兴，无法不激动。到解放区去，到即将解放的北平去，又能和老友毛泽东见面，这还在其次，更主要的是，这是去共襄成立新中国的大事，他真是想不到时局会发展得这样顺利，这样快！所以，他行前又诗兴大发，写了好几首诗，其中一首是：

中华全解放，无用待一年。

毛公已宣告，瞬息即团圆。

这里，胜利的信念，胜利的喜悦，以及对与“毛公”相见的期待，真正是溢于言表。

●二、让五星红旗高高飘扬

载着郭沫若等一行30位重要民主和平人士的“华中”号轮船，穿越南海、东海，顶风破浪向北中国进发。尽管轮船已经开足了马力行驶，郭沫若等人还是觉得轮船走得太慢。事实上，这次旅行也确实不十分顺利，轮船在海上为逆风所阻，整整航行了10天才到达辽宁的安东，比预期要晚好几天。在安东略事休息，又乘车到沈阳。此时辽沈战役刚结束仅一个多月。

沈阳市内，一方面是炮火痕迹，历历在目；一方面是人民欢庆解放，喜气洋洋，生机勃勃。这一些，郭沫若都看在眼里，印记心上。

当晚，阎宝航来访，以七律一首见示，在座者请郭沫若和诗，他即高兴应命，立刻和诗一首，其中说到：“我来仿佛归故乡，此日中行亦似狂”。又说：“于今北国成灵琐，从此中华绝帝王。”由此可见他到解放区后，因所见所闻而产生的激情和感想。

就在郭沫若一行在沈停留期间，淮海战役方战犹酣，平津战役也已打响。人民解放军以无比的神威，在极短的时间内，在大范围的地区，大规模地消灭国民党军队。

战事进展比预料的还要迅速。在这样迅速发展的形势下，1949年1月14日，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发布关于时局声明，提出了“严惩战争罪犯”等和平谈判八项条件，以期尽快结束战争。22日，郭沫若与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谭平山等55人联名发表《我们对于时局的意见》，完全拥护毛泽东主席声明，反对美蒋假“和平”的诡计，决心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将革命进行到底。

2月25日，郭沫若与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等35位着名民主人士由沈阳乘车到达北平。此时淮海、平津战役均告胜利结束，北平获得和平解放。

就在1月31日北平宣告和平解放的当天，郭沫若与李济深、谭平山、茅盾、许广平等人即电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