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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国民党召开“国大”事还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斗争。
当时,有些民主人士对国民党召开“国大”一事,一时还看不清楚,总以为开比不开好。这就要做更细的工作,甚至要一个人一个人地开导,劝说。此时,郭沫若的公开身份和他在文化界以及社会上层所拥有的巨大影响力,使他更方便更合适出面做这样的工作。而郭沫若也确实是不负共产党和人民的期望,真是使出了全身的劲来做这一工作。当时周恩来常直接写信给他,对他提出要求和指导。如其中一信说:
……青年党混入混出,劢老(按指张君劢)动摇,均在意中,惟性质略有不同,故对劢老可暂持保留态度。民盟经此一番风波,阵营较稳,但问题仍多,尚望兄从旁鼓舞之。民主斗争艰难曲折,居中间者动摇到底,我们亦争取到底。“国大”既开,把戏正多,宪法、国府、行政院既可诱人,又可骗人,揭穿之端赖各方。政协阵营已散,今后要看前线,少则半载,多则一年,必可分晓,到时如仍需和,党派会议、联合政府仍为不移之方针也。
后来周恩来撤离南京回到延安,仍有信给郭沫若。其中一封信有这样的话:
国内外形势正向孤立那反动独裁者的途程进展,明年(按指1947年)将是这一斗争艰巨而又转变的一年,……孤立那反动独裁者,需要里应外合的斗争,你正站在里应的那一面,需要民主爱国阵线的建立和扩大,你正站在阵线的前头。
这里,对于形势的分析不说,信中所说“尚望兄从旁鼓舞之”,“需要里应外合的斗争,你正站在里应的那一面”……不都有力地说明郭沫若是怎样在中共中央领导和指导下,在国民党统治区如何卓有成效地工作吗?
在这场特殊的“里应外合”的斗争上,郭沫若确实是站在民主爱国阵线的最前沿的。他团结广大爱国民主人士,支持、声援工人和学生的斗争,利用各种活动形式,在各种不同场合,不停顿地和蒋介石国民党以及支持它们的美帝国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
由于国民党加紧大规模进行内战,同时加强对国统区的控管和镇压,形势越来越恶劣,中国共产党从整个民族长远利益出发,为确保一些文化精英和社会贤达的安全,决定组织一批民主人士撤离国民党统治区,转移到香港。郭沫若就被安排在这一批人士之列。
1947年11月14日,也就是解放战争正在十分激烈地进行之时,郭沫若在文化界另一位共产党人叶以群陪同和护送下,又一次开始了阵地转移。当庞大的海轮缓缓驰离黄浦江码头的时候,他自然地想到10年前自己冒死由日本返回祖国投入神圣的抗战,就是在这里登岸踏上祖国的土地的,那时刻自己的心情是怎样的激动啊!但是,谁能料到10年之后,自己又要乘船从这里离去!他不禁感慨万千,唏嘘不已。他清楚记得,10年前他舍弃在日本的妻儿返回祖国时,曾用鲁迅诗韵作过一首诗,表现了当时抛妇别雏为国效命的复杂心情。这一回,心情虽有所不同,但复杂之情仍旧。所以他又作了一首《再用鲁迅韵书怀》。诗曰:
成仁有志此其时,效死犹欣鬓有丝。
五十六年余鲠骨,八千里路赴云旗。
讴歌土地翻身日,创造工农革命诗。
北极不移先导在,长风浩荡送征衣。
显然,这首诗的情调比十年前的那一首要显得明快些,高昂些。因为10年前写那首诗时,抗战刚刚爆发,前途如何不可能看得很清楚。现在,写这一首诗时,虽然眼前形势还很严酷,但是天际已经露出黎明的曙光,情绪总的说来和十年前是不一样的。不过,他还是觉得诗兴未尽,似乎有些话还可以说得更明白些。于是,又一首诗猛然闪进他的脑中:
十载一来复,于今又毁家。
毁家为何者,为建新中华。
这首诗五言诗虽然只有短短20个字,但是郭沫若觉得意思是表达得很清楚了。是的,“于今又毁家”,“为建新中华”,即使是再在海上飘荡颠簸一次,也是自己心甘情愿的呀!
在郭沫若来到香港之前,已有一大批民主人士和文化人先期到达香港。郭沫若的到来,使在港文化界特别是文艺界人士,感到更有依托,更有主心骨。
郭沫若在香港的住所是在九龙山林道的一栋小楼上。这里很快又成了昔日的“天官府”(即郭沫若在重庆的住所)。他经常在这里和朋友们谈论国家大事,议论时局发展,讨论革命文艺问题特别是热烈讨论解放区大量涌现的人民文艺。小小的香港,由于有一大批民主人士和进步文化人的到来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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