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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手稿送到他手中，伍修权看了，也认不出是谁的字。

陈云也是遵义会议的出席者，当时他正在杭州。手稿被送往杭州。接到这一手稿的是陈云秘书朱佳木。本书作者采访了朱佳木，他回忆道：

我把手稿原件，交给了陈云同志。过了一个多小时，他叫我。我进了他的办公室。他说：“这是我写的！”他的话，使我又惊又喜。

他的夫人于若木同志看了手稿，也说这是陈云同志写的字。据陈云同志说，这是遵义会议结束不久，他向部队传达遵义会议时写的传达提纲……（本书作者一九九一年七月九日在北京采访朱佳木）由于陈云确认这份手稿是他写的，这份关于遵义会议的重要原始文献的来历便得以查清。

胡乔木对这份手稿进行考证，认为这份手稿形成于遵义会议后不久从威信到泸定桥的行军途中，因此写作时间为一九三五年二月十一日至三月十一日这一段时间内。陈云看了胡乔木就这一问题写给他的信说：“具体时间我记不清了，但我同意你们考证的时间。”

陈云手稿提及许多前所未知的关键性史实。这份手稿的确认，使有关遵义会议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

陈云手稿先在内部发行的《中共党史资料》第六辑上发表，接着，又在一九八五年一月十七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那一天，正值遵义会议五十周年纪念日。

陈云手稿中指出：遵义会议“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这表明决议的起草者是张闻天，而且决议不是在会上通过的，却是在会后起草，由政治局常委审查通过。此后，一九八三年，殷子贤和史纪辛在中央档案馆发现遵义会议决议的最早的油印本，上面写着“一九三五年二月八日政治局会议通过”，这一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云南威信县（扎西）开会，通过了遵义会议决议。“二月十六日印”，这表明，最初发现的那个油印本，是后来在陕北的翻印本，把“二月”误写成“一月”——少了一横（也可能是那一横刻得太轻，没有印下来），给历史学家们带来多大的误会和麻烦！那种关于把“17”误写成“八”的解释，也就“告吹”了！

陈云的手稿中写及：遵义会议“经过三天，完成了自己的决议”。既然依据周恩来的电报，确定会议在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五日，“经过三天”，也就在一月十七日结束。这样，遵义会议的日期，也就查得清清楚楚。

第七部分：遵义曙光对于遵义会议二十位出席者的考证　1

遵义会议的出席者名单，历史学家排了好多遍，一直未能弄清楚。按照惯例，出席者的名单，在会议记录上可以查到。遵义会议是有会议记录的。周恩来回忆说是邓小平作记录。可惜，遵义会议的记录，迄今未曾见到。从会议记录上，不仅可以查到出席者名单，而且可以查到出席者的发言。会议记录是最为重要的原始文献。其实，遵义会议的记录不止一份！除了邓小平所记的那一份会议的正式记录之外，好几位会议的出席者在自己的笔记本上也随手记录。内中，博古便是一个，因为博古平时开会有着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做记录的习惯，何况在遵义会议上他受到尖锐的批判，也就随手记下了别人的发言。笔者在采访博古亲属时，他们说及博古的笔记本曾保存在亲属手中。在“文革”中，他们作为博古亲属受到猛烈的冲击，就把笔记本烧掉了。从此，已经保存了三十多年的珍贵的博古所记遵义会议记录，化为灰烬，失去了一份关于遵义会议的极为珍贵的原始文献！所幸，陈云的手稿得以保存，内中的一句话，解开了关于出席者的历史之谜：

参加这个会议的同志除政治局正式及候补委员以外，一、三军团的军团长与政治委员林、聂、彭、杨及五军团的政治委员李卓然、李总政主任及刘参谋长都参加了。

根据这一句话，就可以准确地考证出遵义会议出席者的名单。中共六届五中全会选出的政治局委员共十二人，其中王明、项英、张国焘、任弼时、康生五人不在遵义；顾作霖已于一九三四年五月二十八日因心脏剧痛、吐血不止，病逝于瑞金，终年仅二十六岁。剩下的六人，是遵义会议的出席者，即：

毛泽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

朱德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红军总司令。

陈云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长征开始时为五军团中央代表、军委纵队政治委员、遵义警备司令部政治委员。

周恩来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军总政治委员，长征开始时为“三人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