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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的军事上的指挥，是经过了一个很长时期的，在这一时期中，党同军委内部不是没有争论的，毛张王曾经提出过许多意见……（陈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一九三五年二月或三月）陈云这份手稿写于遵义会议结束后不久的时候，清楚地提及了“毛、张、王”，把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相提并论。“毛、张、王”又是怎样酝酿召开遵义会议的呢？王稼祥的夫人朱仲丽，写及长征时王稼祥和毛泽东同在担架队里的情形：

当时稼祥同志曾为作战指挥上的问题，和李德发生过多次争执，他忧虑地对主席说，这样下去红军就不行了！后来，他干脆地表示，要把博古、李德他们“轰”下台，毛主席听了稼祥同志的话，十分赞同，但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有些担心，回说：“能行吗？我们人少。”稼祥同志又说：“到了遵义要开会，要把他们‘轰’下来。”主席高兴地说：“好啊，我很赞成，那要活动活动。”稼祥同志答应了。

长征的路上，条件是极其恶劣的，稼祥同志不顾自己的伤情，先找到了张闻天同志，向他谈了自己对一些问题的看法。稼祥同志说，到遵义城需要开一个会，总结一条党的军事路线。正巧，闻天同志也考虑了这个问题，他表示同意。当然，周恩来同志也同意了。接着，稼祥同志还找了其他一些负责同志。朱仲丽：《“关键一票”的由来》，《革命史资料》，一九八○年第一期。伍修权也如此说：促成遵义会议的召开，起第一位作用的是王稼祥同志……王稼祥同志第一个促成了会议的召开，张闻天同志也起了重要的作用。会议从酝酿准备到组织领导，李德就已经被排除在外了。伍修权：《我的历程》，第八十一页，解放军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在“毛、张、王”之中，王稼祥谈及和毛泽东同在担架队的情形：

一路上，毛泽东同志同我谈论了一些国家和党的问题，以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道理来教导我，从而促使我能够向毛泽东同志商谈召开遵义会议的意见，也更加坚定了我拥护毛泽志同志的决心。王稼祥：《回忆毛泽东同志与王明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人民日报》，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毛、张、王”中的张闻天，在忆及瑞金云山古寺那次与毛泽东的长谈后，说道：从此，我同泽东同志接近起来。他要我同他和王稼祥同志住在一起——这样就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反对李德、博古领导的“中央队”三人集团，给遵义会议的伟大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

张闻天：《从福建事变到遵义会议》，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十六日。就在“毛、张、王”住进易宅的当天，西门子电话机就安装在毛泽东宽大的写字桌上，屋里生了炭火盆。楼上共三间房，毛泽东住在东边的一间前房，后房住着他的警卫员陈昌奉和卫生员。张闻天、王稼祥住在西边一间的前房、后房。中间是客厅，放着一张长方桌子和几把太师椅，那里成为“毛、张、王”一起进餐之处，也成为一起商谈、筹备遵义会议的所在。至于贺子珍，预产斯日近，正随休养连住在遵义第三中学里。

第七部分：遵义曙光“柏天顺”酱园的小楼成了纪念地

除了“毛、张、王”三人住在湘江东岸的新城之外，其他的中共和红军首脑们差不多都集中住在湘江之西的老城中心区。贯穿老城的一条南北大街，叫子尹路（曾名枇杷桥），是以遵义名人郑子尹的名字命名的。郑子尹是清朝道光年间举人，集学者、诗人、书法家于一身。他名郑珍，字子尹，晚号柴翁，著有《说文逸字》、《巢经巢集》等。子尹路两侧，大都是木板平房，只是路东八十七号内，却有着一幢比古寺巷易宅更加豪华的洋楼，是当年遵义城里首屈一指的漂亮住宅，后来成了红军总司令部的所在地，遵义会议就是在这幢楼里召开的。一九六一年三月这幢房子被中国国务院列为第一批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