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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谁被选为前敌委员会的新书记呢？陈毅！于是，毛泽东被调离部队，带领谭震林、蔡协民、江华、曾志等到中共闽西特委指导地方工作，住在上杭县蛟洋。对于毛泽东来说，他被迫离开由他一手创建的红四军，比上一回被“开除党籍”更为严峻——因为他被“开除党籍”之后，毕竟还担任师长。

祸不单行。福建山区的疟蚊，也猛烈地攻击了毛泽东，使他患上恶性疟疾。在缺医少药的那个年月，毛泽东一病数月，甚至一度病危，徘徊在死亡线上！他一会儿如同步行在酷热的撒哈拉沙漠，一会儿又如同跌进北极的冰天雪地。

他急需治疗疟疾的特效药奎宁。在闽西山区，弄不到这种药，于是派了两个地下交通员到上海为毛泽东买药。在归途中，其中一个地下交通员被捕，掉了脑袋。另一个地下交通员经历千辛万苦，总算把白色的奎宁丸送到毛泽东手中——这时，毛泽东已被疟疾折腾得死去活来！落选和患病，这双重打击把毛泽东推向政治生涯的低谷。这消息辗转传到莫斯科，居然误传为毛泽东病死！一九三○年三月二十日共产国际公报《国际新闻通讯》（英文版），误登讣告，说毛泽东在福建死于肺病，指出：“毛泽东同志是被称之为朱毛红军的政治领袖。”“中国的工农群众将永远铭记他的业绩，并将完成他未竟的事业。”好在毛泽东是一个豁达的人，能够承受这双重的压力。后来，在中共“八大”预备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他这么谈及：

我想同志们中间可能也有多多少少受过冤枉受过委屈的。对于那些冤枉和委屈，对于那些不适当的处罚和错误的处置（如把自己打成什么“机会主义”，撤销自己的职务，调离自己的职务等等），可以有两种态度。一种态度是从此消极，很气愤，不满意；另一种态度是把它看作一种有益的教育，当作一种锻炼。你晓得，这个世界就是这么个世界，要那么完全公道是不可能的，现在不可能，永远不可能……《党的文献》，一九九一年第三期。

第三部分：驰骋赣南李立三　周恩来　陈毅在沪起草“九月来信”

今日的读者，惯常以为毛泽东是周恩来的“上司”。然而，在当年，周恩来却是毛泽东的“上司”。“二月来信”便是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向毛泽东发出的指示。那时的毛泽东，还只是一个“中层干部”或“地方干部”，周恩来则是“中央首长”。当时周恩来的职务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共中央军委书记。这“中共中央军委书记”，即今日“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是中共党内最高军事首长。中共是在一九二四年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开始重视军事工作的。中共广东区委在一九二四年首先设立了军事部（亦称军事委员会），最初由张伯简负责。十一月，便由周恩来任部长，足见周恩来在这一方面资历之深。

一九二六年二月，中共中央设立“中央军事部”，由张国焘任部长。九月，便由周恩来接替张国焘，出任中共中央军事部部长。一九二八年，在中共“六大”，由杨殷担任新的中央军事部部长。杨殷是孙中山的同乡，于一九一一年加入了同盟会，一九一七年任孙中山卫队副官兼大元帅府参军处参谋，一九二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是省港大罢工的领导人之一。广州起义时，他率敢死队攻下了广州市公安局，后担任广州苏维埃政府代理主席。他是一个颇为精明能干的人物。一九二九年八月，他在上海被捕，死于龙华刑场。

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央军委书记，分管军事工作，所以给红四军的指示信，很多出自周恩来之手。“二月来信”便是由周恩来起草的。杨殷死后，各地红军更是由周恩来直接领导。写“二月来信”时，周恩来对红四军的情况不清楚。他希望能够得到红四军的第一手材料，在四月七日曾以中共中央名义致函朱、毛：“润之、玉阶两同志若一时还不能来，中央希望前委派一得力同志前来中央讨论问题。”两个月后，周恩来终于收到辗转传递而来的毛泽东的四月五日来信。看罢毛泽东的信，周恩来立即意识到自己起草的“二月来信”确实有许多不妥之处。周恩来是个谦逊的人，他接受毛泽东在信中提出的批评：“中央此信对客观形势及主观力量的估量都太悲观了。”六月十二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上海开会，讨论毛泽东四月五日的来信，周恩来作了自我批评，说“二月来信”是“有些毛病”。周恩来又一次提出，希望“朱、毛处派一个得力的人”前来中共中央，以便详细研究制定关于红军的方针、政策。就在周恩来用药水写的密件刚刚交给上海的交通员时，在福建龙岩，毛泽东落选了，离开了红四军。这时的红四军改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