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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遗失……”这表明信是中共“六大”产生的“新中央”写来的，而且是半年来第一次能够送到毛泽东、朱德手中的指示信。这封信，史称“二月来信”。来自上海的指示信提出，“将红军的武装力量分成小部队的组织散入湘赣边境各乡村中进行和深入土地革命”。信中作了具体的规定：“部队的大小可依照条件的许可定为数十人至数百人，最多不要超过五百人。”“决不宜在任何时候竖起一个集中的目标给敌人攻击。”这些来自上海的指令，是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他当时很久未收到红军报告，不知具体情况。根据毛泽东这一年半以来实际斗争的经验，这样的分散兵力是绝不许可的，只有集中兵力才能有效地消灭敌人。这些代表中共中央下达的指示，简直是在乱弹琴！“二月来信”中还有一段，是要朱、毛离开红军，以减小目标。信的原文是这样的：

中央依据于目前的形势，决定朱、毛两同志有离开部队来中央的需要。两同志在部队中工作年余，自然会有不愿即离的表示，只是中央从客观方面考察和主观的需要，深信朱毛两同志在目前有离开部队的必要：一方朱、毛两同志离开部队，不仅不会有更大的损失，且更便于部队分编计划的进行，因为朱、毛两同志留在部队中，目标即大，徒惹敌人更多的注意，分编会有更多不便；一方朱、毛两同志于来到中央后更将一年来万余武装群众斗争的宝贵经验供（贡）献到全国以至整个的革命。两同志得到中央的决定后，不应图于一时群众的依依而忽略了更重大的更艰苦的责任，应毅然地脱离部队，速来中央。《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册，江西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

面对这样的中央来信，毛泽东又一次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如他在《井冈山的斗争》中所言：“不从则迹近违抗，从则明知失败。”那时，毛泽东所说的是那“喝米汤的”湖南省委瞎指挥；如今，中共新中央仍在那里乱发号令。

毛泽东只得据理申辩，于四月五日代表前委致函中共中央。

毛泽东在信的一开头，就不客气地指出：“中央此信对客观形势及主观力量的估计都太悲观

了。”

毛泽东写道：

中央要求我们将队伍分得很小，散向农村中，朱、毛离开队伍，隐匿大的目标，目的在于保存红军和发动群众。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以连或营为单位，单独行动，分散在农村中，用游击的战术发动群众，避免目标，我们从一九二七年冬天就计划过，而且多次实行过，但是都失败了。②《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册，江西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毛泽东强调，一年多的实践证明，“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是成功的经验。至于要朱、毛脱离红军，毛泽东是这样答复的：

现在党的指挥机关是前委，毛泽东为书记，军事指挥机关是军司令部，朱德为军长。中央若因别的需要朱、毛二人改换工作，望即派遣得力人来。我们的意见，刘伯承同志可以任军事，恽代英同志可以任党及政治，两人如能派得来，那是胜过我们的。中央去年六月来信说派贺龙同志来视察，不知为何没有来，现在从福建来交通极便，以后务望随时派人来视察。②与此同时，彭德怀也给中共中央写信。信是四月四日写的，这是他头一回给中共中央写信。写毕，他把信的原稿交给毛泽东，抄件交给地下交通员带往上海。

彭德怀在信中，赞同毛泽东的见解。他指出，“在反革命高潮时不宜分兵，分则气虚胆小”；“这种严重时期，只有领导者下决心与群众同辛苦，同生死，集中力量作盘旋式游击，才能渡过难关，万万不能采藏匿躲避政策，就立刻上了被消灭之极途”。好不容易，总算回复了中共新中央的“二月来信。”

毛泽东、朱德和彭德怀，商议着下一步棋该怎么走。

这时江西的形势，跟四个多月前大不相同，如毛泽东在给中共新中央的信中所言：“自刘、郭二旅击溃之后，闽西赣南可以说没有敌人了。蒋桂部队在九江一带彼此逼近，大战爆发即在眼前。”彭德怀主动提出，重新打回井冈山。毛泽东和朱德表示赞同。于是，红五军和红四军在会师之后，又分手了。

第二部分：井冈风云误杀袁　王使井冈山得而复失

彭德怀率红五军从井冈山打到瑞金，花费了两个月。如今回井冈山，却非常轻松，沿途除了在信丰跟数十名靖卫队打了一次小仗并全歼之，竟然没有见到敌军的影子。从瑞金回井冈山，轻轻松松，只走了十天就到了。

红五军的队伍也今非昔比，扩大到近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