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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场里还流传“小道消息”：莫斯科有个决议，要撤换陈独秀！据说，那是“庄文恭的弟弟韩白聘说的，他才从莫斯科回来，知道这个消息”据郑超麟的回忆。

不过，共产国际的代表们再三斟酌，还是建议仍由陈独秀担任总书记。这样，在中共“五大”上，陈独秀再度当选总书记——他连任了五届。这大抵是考虑到他毕竟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新青年》杂志的创办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拥有很高的社会影响。中共“五大”选出了三十一人为中央委员，十四人为中央候补委员。

在中央委员会上，选出八人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陈独秀、蔡和森、周恩来、李立三、李维汉、瞿秋白、谭平山、张国焘。苏兆征为候补。

在八人之中，又选出三人为中央政治局常委：陈独秀、李维汉、张国焘。另外，选举周恩来为中共中央秘书长。瞿秋白没有进入常委之列！毛泽东呢？他只是当选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尚未显山露水……

第一部分：毛泽东之前总书记“不光荣的结束”

中共“五大”之后，形势越发险峻——“赤都武汉”在日益转“黑”！中国共产党正在失去最后的立足点：五月十七日，唐生智手下第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叛变武汉政府，发表反共通电，说共产党“借口总理（指孙中山——引者注）容共，而喧宾夺主，以暴君政治扰乱我两湖”。显然，这是一颗信号弹，意味着武汉开始动荡。

紧接着，五月二十一日，唐生智手下第三十五军第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在长沙叛变，屠杀共产党员。六月十日，形势紧急，汪精卫去郑州和冯玉祥、唐生智举行秘密反共会谈。九天之后，冯玉祥则与蒋介石在徐州秘密会晤。幕后的交易表明，汪精卫要和蒋介石携手反共、反苏，宁汉合流！

在如此危急的时刻，共产国际驻华首席代表罗易还对汪精卫坚信不移：“汪精卫是国民党主要领导人中唯一努力同共产党保持友好关系的人。”陈独秀也把“合作”的希望全部押在汪精卫身上。

汪精卫此人，也确实有点迷惑人的“革命”色彩：早年，他曾潜入北京，策划谋刺清朝摄政王载沣，事泄被捕，为他赢得了英雄的声望。接着，他追随孙中山左右。孙中山病危之际，他代孙中山起草遗嘱。在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他却“容共”，让武汉变成了“赤都”……可是，汪精卫变脸了！他在《武汉分共之经过》中，十分形象地勾画出他当时的见解：已经到了争船的时候了，已经到了争把舵的时候了。要将国民革命带往共产主义那条路去的，不能不将国民党变成共产党，否则只有消灭国民党之一法。要将国民革命带往三民主义那条路去的，不能不将共产党变做国民党，否则只有消灭共产党之法。正如一只船，有两个把舵的，有两个不同的方向。除了赶去一个，更无他法。

六月十七日，汪精卫的武汉国民政府正式通知鲍罗廷，解除他的顾问合同。这是汪精卫决心实行“消灭共产党之法”迈出的第一步。

在这样的时候，陈独秀还在念念叨叨：共产党“必须采取让步政策，必须纠正过火行为”……历史到了急转变的时刻，陈独秀终于从车子上被甩了出去。已经在中共“五大”上受到尖锐批判的陈独秀，此时更是不孚众望。他结束了他在中国共产党内的领袖生涯，“不视事”了！关于陈独秀“不视事”的经过，蔡和森的《党的机会主义史》中这样写及：

不知道是七月初几（和森于七月二日大发旧病，三日由国焘通知说常委决定和森送入医院养病，愈后即去九江有事），老鲍（指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引者注）提议独秀、平山去莫斯科与国际（当时习惯把共产国际简称为“国际”。本书后文中还多次用及，不另注——引者注）讨论中国革命问题，秋白、和森赴海参崴办党校，新指定国焘、太雷、维汉、立三、恩来五人组织政治局兼常委。自此独秀即不视事……

蔡和森是当时的政治局委员，他的《党的机会主义史》是他一九二七年九月二十二日在中共顺直省委作的报告（一九二八年七月经整理后全文发表于《顺直通讯》第二期）。他报告中的这段话，是迄今关于陈独秀“不视事”的最清楚、最详细、最权威的原始文献。

令人费解的是，在千钧一发的紧要关头，怎么忽地派陈独秀、谭平山去莫斯科“讨论中国革命问题”？更奇怪的是，怎么又把瞿秋白、蔡和森派到苏联海参崴去“办党校”？莫斯科不是已经有一所培训中国共产党人的中山大学吗？为什么还要去海参崴再办一个呢？即使再办一个，又何必要瞿秋白、蔡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