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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吃人肝。他把活人绑在木柱上，剖开肚子，割下肝脏，炒熟了吃。据说当赵思绾把肝吃完之后，那被割下肝脏的人还在柱子上惨叫。据统计，赵思绾从作乱到事败，共吃人肝六十六副。公元前六六一年，翟人攻入卫国，杀了卫懿公，生食其肉，然后抛弃了他的肝脏。当时出使在外的卫国大臣弘演听说国内有变，急忙赶回来，一看见懿公的肝便痛哭不止。他想了一个办法：自杀，以自己的身体为襮（表层），再让人挖出自己的内脏，然后把懿公的肝装入他的腹腔来入土安葬。明太祖朱元璋的第五子周定王朱棣的儿子朱有熹也有生吃活人的嗜好，与赵思绾一样，最爱生吃人肝、人胆和脑汁。据史料记载，每当天黑以后，朱有熹只要看见有人经过他所居住的王府旁边，就命令手下人把他们引诱到府中杀死，供他大快朵颐。

我们当然不可能、也更不想去知道人肝究竟有多么好吃，不过我们实在也不必因此而去指责古人的变态。我发现，中国古代思想中对“肝”和“胆”这两样东西很有一些远远超出生理常识之外的独特看法，是我们至今所不能理解的。当然，在饮食的意义上，如果你并不坚持海胆也是“胆”而且是一种“浑身是胆”的东东，其实动物的胆通常都不好吃，最起码不会比肝脏好吃。所谓“龙肝凤胆”只是说说罢了。除了熊胆和蛇胆曾经入药，人的肝胆，还是留着“相照”的好。

饥之甚为饿

饥饿是我们每天都必须面对的一种身体感觉，这种感觉可以把我们带上天堂，也可以把我们推下地狱。生活在如此大喜大悲的剃刀边缘，能不以战战兢兢的恭敬之心以进吾食乎？

吃饱喝足，即使肉身不在天堂，天堂亦在每一个人的心中；忍饥挨饿，尽管是身强力壮，富贵荣华，也不得不徘徊在地狱入口。犹如莎士比亚在《亨利六世》中所写到的那样：“我现在饥饿难忍，即便赊给我一千年的生命，我眼前也挨不过去。”王朔的名言是：“金钱不是万能的，没有金钱却是万万不能的。”套用在吃吃喝喝的人生问题上，吃喝也不是万能的，没有吃喝却是万万不能的。

按照约定俗成的方式，这种感觉每天分早午晚三次找上门来。正是这三声里应外合的“命运敲门声”，一日三回地提醒着日常生活的幸福快乐以及人生之无奈之“化学”，悠悠万事，唯此为大。

其实，“饑”、“饥”与“饿”并不是完全相通的一回事，最起码在字面上。按清人陆以湉所训：“谷不熟为饑，腹不实为饥，饥之甚为饿。饑，饥，古异义，后人通用，误也。”（《冷庐杂识》）即便如此，“谷不熟”却仍然是“腹不实”的唯一起因，无论是游牧还是农耕，土地里的歉收或者失收始终是人类足以灭顶的灾难。

如果说“柴米油盐酱醋茶”是日常生活的开门七事，那么，所谓“刀兵盗贼水旱饥”就是在人类历史上无穷无尽循环上演的七难。饥饿不仅是一种个体感觉和私人叙事，同时也一直是历史的宏大叙事。当一个人感到饥饿的时候，从肠胃到大脑，被唤起的其实是全人类连绵不尽的集体记忆。

也许正因如此，与其它的生理反应相比，饥饿给人在肉体和精神上带来的感受竟是如此的强烈。

“饱汉不知饿汉饥”，这是一件让人十分生气的事，不过，这种行为却也是十分值得体谅的，因为一个人在饭前饭后的思想以及思想方法，实在可以有微妙乃至巨大的差异。这种差异不但是另一个“饿汉”义愤填膺，甚至连“饱汉”自己也常常会对此深感不可思议。

在这个意义上，人类的所谓思想，实在可以分成如下两类：第一类，是饭前的产物；第二类，是饭后的出品。因而，理所当然地，这些思想的受众也被划分为如下的两类，即吃饱了的和饿肚子的。诚如泰戈尔所言：“当你歌唱的时候，饥饿的人就用他的肚子来听。”

尽管如此，得以流传下来并且成为经典的思想以及正在源源不绝地生产出来的思想，绝大部分都是饭后的产物，在太史公所列举的“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这四个代表性事件当中，算起来也只有《离骚》是被放逐的屈原在“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这种全天然全素食兼半饥不饱的状态下所作出，其余的“发愤之所作”，大抵都是圣贤们的饭后所作。故而，人类的进步思想以及所谓的“菁英思想”，也大抵都具有贬低生理饥饿而夸大精神饥饿之倾向，亦因如此，就连这些思想本身也被称之为“精神食粮”。

饱暖而思淫欲。精神的饥渴固然苦闷，不过，英国作家J·K·哲罗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