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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人很快角色转换，由改革维新的领袖、旗手、先锋，转换为守旧、保皇、成为历史继续前进的落伍者。如何认识这一现象，不仅关系到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第一代人的评价，而且成为如何认识中国知识分子问题的一个重要环节，值得进一步研究。

1、由维新派旗手到保皇党领袖的康有为。

康有为，广东省南海县人，1858年生于一个富有的官僚地主家庭，自幼接受过正宗的儒家教育。22岁那年到过香港，此行使他“览西人宫室之瑰丽，道路之整洁，巡捕之严密，乃始知西人制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乃复阅《海国图志》、《瀛环志略》等书，购地球图，渐收西学之书，为讲西学之基矣”　。此后，学习了不少西方政治理论书籍和自然科学技术知识，思想逐渐有了变化。1884年开始编写《人类公理》一书，后改名为《大同书》，成为中国近代史上影响久远的名著。《大同书》为世人勾画了一幅“无邦国，无帝王，人人相亲，人人平等，天下为公，是谓大同”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生产力高度发展，一切生产劳动皆用机器，“一人之用可代古昔百人之劳”，工人地位最高，“工最贵，人之为工者亦最多”，既是工人，又是“学人”。

康有为一方面靠著书、写文章、办学讲学，宣传他的思想主张，一方面利用进京赶考等机会，先后七次上书光绪皇帝，主张变法改革。其中一次，由他起草，发动并组织有一千多应考举子联名上书皇帝，即有名的“公车上书”。后来，曾参与联名上书的举子们惟恐惹乱子而妨碍自己的功名，纷纷散去时，康有为又不顾风险，以个人名义上书皇帝。上书到达光绪皇帝手中，得到认可。1898年6月的一天，光绪皇帝召见康有为，委以“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的六品小官，遂后颁布法令，实行变法维新。变法受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势力的反对，再加上维新派本身指导思想和策略上的失误，推行百日，即宣告失败。光绪皇帝被软禁，康有为、梁启超被迫出走日本，许多人被捕或被罢官，其中杨深秀、杨锐、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康广仁等六君子，血洒京城，为实行变法付出宝贵的生命。

百日维新失败以后，不少维新派拥护者，看到依靠皇帝搞君主立宪的一套行不通，遂转向革命，积极参加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运动。孙中山等革命派曾邀康有为“改弦易辙，共同实行革命大业”，“康答曰：‘今上圣明，必有复辟之一日，余受恩深重，无论如何不能忘记’”　。康不仅自己不参加，还阻挠弟子们参加，后来又组织“保皇会”，在华侨中开展活动，与革命派兴中会对抗，极力反对革命。他撰写《答南北美州诸华侨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物质救国论》等文章，散布革命必使天下大乱，“是使四万万之同胞，死其半也”，鼓吹“坚守保皇会义，圣主必复，中国必全，幸福必至”。他在“物质救国论”中专门写了《论中国近数十年变法皆误行》一节，宣布变法活动是错误的，完全变为政治上保皇复辟，文化上尊孔复古的封建主义的卫道士。1927年康有为逝世前，曾接前清末代皇帝溥仪为康七十寿辰的贺礼，立即诚惶诚恐地写《谢恩折》：“赍到皇上御笔：‘岳峙渊清’四字匾额一幅，玉如意一柄，赐匾为寿。臣喜舞汴蹈，当即恭设香案，望北叩谢天恩祗领讫”。此时，清朝已被推翻十几年，康有为仍然口口声声称溥仪为“皇上”，称自己为“老臣”，“微臣”，行文中写到“皇上”一律比正文高出二字，提到自己时，字都写得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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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康有为看近代知识分子的悲剧命运（2）

有个叫王眉五的人，1911年在日本见到康有为，曾问他：“何以人人皆谈革命，推翻满清，创立共和，而南海先生（即康有为）却仍主保皇，拥戴君主立宪？”康有为回答：“我国民智未开，骤行共和，必致内争。墨西哥之九十年内乱，法兰西八十三年内争，是皆前车之鉴”。康有为还针对有人说他保皇是为了个人名利，想当官的说法，在给冯国璋的电报稿中表示：“仆戊戌以来，主持虚君共和，先后言之，未有改也。先坟掘，亡弟戮，家产没，二十年来，蒙难负罪，未尝屈改，而冀得一官职、争一权利。上质天日，下告国民，仆之心在救中国，拯生死耳”　。

2、　“长慧烛天”、“琼花照世”的改革家梁启超。

1943年一月，著名学者梁漱溟曾写《纪念梁任公先生》一文，对梁启超的一生做了如下介绍与评价：

“当任公先生全盛时代，广大社会俱感受他的启发，接受他的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