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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李提摩太讲，他在报上所发表的文章有一半以上都为当时中国国内各报纸所转载过。他的著作《时事新论》和林乐知的《中西关系略论》，几乎是当时谈洋务、讲维新的人所家喻户晓的。“这些外国侵略分子对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知识是十分浅薄的，……由于当时中国思想界的代表人物多半没有受过系统的资产阶级学术训练，不容易直接从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著作中吸取所需要的理论观点。相比之下，倒是这些外国侵略分子所介绍的零散的、浅薄的知识，还较容易为他们所理论和吸收”　。思想浅薄，缺少现实的深厚根基，缺乏理论的力度，是构成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思想软弱性的一个重要方面。

二是新兴资产阶级对近代知识分子提倡改革、推动现代化的政治态度，各不相同。中国较早的和较大的企业，除外资创办者外，许多都是由大官僚们首先着手经办的，他们经济实力强，政治势力大，如对10个纺纱厂的创办人的调查，能查出身份的有9人，7人是现任官僚和退职官僚，包括当朝宰相、头号大官僚李鸿章，这些人虽然也赞成引进西方科学技术，但积极维护君主专制制度，反对搞君主立宪，不赞成政治体制的改革。另一部分民办企业家发展较晚，再加上受到“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等控制，其经济实力和政治势力都远不如官僚资本。以近代著名的资本家张謇为例，他自己没多少资本，所创办的南通大生纱厂主要得到了两江官方（主要是刘坤一）的支持。又由于同封建势力有着密切联系，其企业才得以较为迅速的发展。这就决定张謇虽有改革要求，却对封建势力表现出更大的妥协性和保守性。康有为、梁启超等发动变法维新运动时，张謇虽然也是知识分子出身，却不肯积极参加变法活动，并且一再劝康、梁“勿轻举”　。至于民办企业家的中下层，处境更为艰难，其态度显得十分无奈。《徐愚斋自述年谱》的作者徐润评说道：“＇官方经理＇有强权而无公理，何以服人……余明知不合公理，但卵石之势，无可如何，只可随众而已”　。因此，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推动政治改革、呼唤现代化的活动，很难得到正在形成的中国资产阶级的有力支持。

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生活于贫穷落后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中。在中国近代史上，虽然也表现出反抗和斗争精神，如太平天国革命和义和团运动，但具有浓厚的封建迷信色彩和盲动性、保守性。太平天国的“务使天下共享天父上主皇上帝大福，有田同种，有饭同食，有衣同衣，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天朝田亩制度》）的平均主义纲领和义和团盲目排外的“保清灭洋”口号，更能激起广大农民的情绪，他们对知识分子宣传的政治改革和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知识，则一时还感到距离太远，十分陌生。再加上知识分子个体脑力劳动所固有的传统弱点，自命清高，轻视实践，轻视群众，更加深了与农民群众的隔阂。使得知识分子的学术活动和政治活动，很难得到广大农民的认同和支持。著名作家鲁迅在其小说《药》中，曾写了这样一个故事：清朝末年，一个知识分子为革命英勇奋斗，最后被统治者杀害。面对革命者的壮烈牺牲，许多群众持冷眼旁观的麻木态度，有的还议论：“他说：这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你想，这是人话吗？”“这小东西也真不成东西！关在牢里，还要劝牢头造反”……。一个农民为封建迷信思想所驱使，竞用热馒头去蘸烈士的鲜血，做为儿子治疗肺痨病的偏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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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东方的亚当夏娃重写出生证（5）

19世纪下半期至20世纪初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和社会各阶级、阶层状况，以及知识分子本身固有的传统弱点，使得他们为推动中国政治改革和实现现代化，初登政治舞台，就涂上一层浓浓的悲剧色彩。著名的知识分子谭嗣同，为变法维新而血洒京城时，慨叹：“有心杀贼，无力回天”。著名的思想家、革命先行者孙中山，为悼念牺牲的战友刘道一赋诗云：“半壁东南三楚雄，刘郎死去霸图空。尚余遗业艰难甚，谁与斯人慷慨同！”。

从康有为看近代知识分子的悲剧命运（1）

初登历史舞台的近代知识分子们，成立“强学会”、“保国会”等各种组织，在几千年封建专制统治而又面临重重危机的中国，第一次高扬自由、平等、民权、立宪的旗帜，大力宣传西方的新思想、新文化，发动了戊戌变法维新运动，推动了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他们之中产生了一批叱咤风云、永垂青史的人物，如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谭嗣同等等。然而历史给予他们的机遇并不算长，其中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