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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苟言笑，十足的宋明理学家风度。他一生讲儒家哲学，总是为至圣先师孔子辩护，因而西方人送他一顶“最后的儒家”的高帽子，但他却不承认。他说他虽讲儒学，但终生吃素，属佛家一途。他在晚年曾自言：“人有今生、前生、来生，我前生是一个和尚。”这一说法梁漱溟从未和家人说过，也几乎不向朋友提及。

也许天生就不该是个俗人，梁漱溟从小就与众不同。中学时代，他便常以伟人自居，“傲视群小。”据说当初在顺天中学时，他就目中无人，目空一切，唯一佩服的是一个同学，叫郭晓峰，最后因崇拜之极，干脆尊之为师。平时与郭闲话，梁均作记录，最后辑录成册，题为《郭师语录》。同学讥之为“梁贤人、郭圣人”。1911年梁中学毕业后，曾加入同盟会，做革命党，后又接受日本人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并热情宣传。但现实的黑暗使他百思不得其解，苦闷异常，曾决绝自杀（未遂）。在他自杀得救的一刹那间，他突然觉得社会主义还不中用，于是一转身而投入佛家怀抱。从20岁开始，他就研习佛典，归心佛法，吃素准备当和尚了。

1916年，梁漱溟开始崭露头角，写了《穷元决疑论》，发表在《东方杂志》上。文中以西洋近世学说阐扬印度佛家理论，遭当时许多人激赏。蔡元培请他到北大去讲印度哲学。1917年下学期，只有中学学历的梁漱溟登上了北大的讲堂，年龄只有24岁，比当时许多学生还小。当时他曾向蔡元培和陈独秀声明：“我此来除替释迦、孔子发挥外，更不作旁的事。”他先讲佛学，出版《印度哲学概论》，后又开了唯识哲学课，并在《北京大学日刊》刊登启示，征求研究东方文化的合作者，开“孔子哲学研究会”，与当时宣传西方文化（欧化）者公开对垒。正当梁漱溟在佛学领域大显身手时，1918年1月8日，乃父梁济却突然去向阎罗王爷报到，自沉于积水潭净业湖。这件事更彻底改变了梁漱溟的人生观。

梁济自沉是当年有影响的大事件，其轰动效应不亚于后来的王国维自杀，尽管梁济远不如王国维名气大。梁济自沉前也留下了令人沉思的遗书，其中写道：“梁济之死，系殉清朝而死……殉清……非以清朝为本位。吾国数千年，先圣之诗礼纲常，吾家先祖先父先母之遗传与教训，幼年所闻，以对于世道责任为主义。此主义深印于吾脑中，即以此主义为本位，故不容不殉。”梁济的“以身殉道的信念和决心”，在当时新旧两派人物中都产生了很大的震动，都对他为理想献身的精神表示敬意。梁漱溟受到的冲击也很大，其父“对于世道责任为主义”的意念激发了他少年时即心忧天下的宿根。实际上梁漱溟尽管心在佛学，但一直并未完全出世，如他1918年出游湘鄂遇兵祸后写的《吾曹不出如苍生何》，则完全是儒家以天下为己任的“外王”之言了。

2。最后的大儒——梁漱溟（2）

此后梁漱溟由佛转儒。1920年秋，他开始“归宗儒家”，开讲《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正式发扬儒家思想。1921年《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出版，引起文化界的大论战，此书几年内连续再版，被翻译成20余国文字，梁漱溟也日渐成名。再往后，他又在北大讲《孔学绎旨》，一心一意发挥孔学。1924年梁漱溟离开北大教职，经过短期的办学经历后，开始从事乡村建设运动，把他的文化学术思想付诸实践，其间出版《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乡村建设理论》等重要著作，既是讲政治也是讲文化。此后无论在政坛颠簸，还是闭户思索，梁漱溟的思想变化并不太大。20世纪40年代末的《中国文化要义》、80年代的《人心与人生》、《东方学术概观》，无不证明了这一点。只不过历史空间再也没有给梁漱溟“知行合一”的机会。

梁漱溟一生充满传奇色彩，是中国现代最有个性的学者之一，也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他6岁启蒙读书，但还不会穿裤子；上了4所小学，学的是ABCD；只有中学毕业文凭，却被蔡元培请到全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教印度哲学；他曾说自己最讨厌哲学，结果自己却讲了哲学；在学校里根本未读过孔子的书，结果却讲了孔家哲学；生于都市，长于都市，而从事于乡村工作。在他身上，这样的矛盾还有很多，如自称佛家，却大半过着儒家的生活；身为学人，却是国共两个时代政权的座上客，但往往又是不受欢迎的座上客。

梁漱溟向来为人孤傲，不识时务，又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建国后仍本性不改，因而便有了在国务会议上顶撞毛泽东的事情发生。再到后来“四凶”横行，要“批林批孔”，慕名找上门来，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