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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他们每一份备忘录被归档的位置。由于在陪审团面前所提供的证词不会被公之于众，因此我随后召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并在星期天放映的“面对国民”电视节目中播出，以便向全国尽可能多的观众强调指出，是我授权采取了那些反情报行动。“你们将拥有，或者失去一个努力在暴力事件发生之前便将其予以制止的联邦调查局，”我说，“就我个人而言，我认为我的决定是正确的，而且在未来我还会这么做。”

“有罪”（2）

我知道我已经将自己送上了审判台，并将使我的妻子和家庭经受漫长的痛苦折磨。但是为了维护我的荣誉，我必须这么做。我必须帮助那些普通探员摆脱困扰，防止联邦调查局遭到进一步伤害，避免全局的士气被彻底摧毁。

《纽约时报》对我的声明做出了如下评价：“私闯民宅是司法部目前犯罪调查的主要焦点，而这是第一位联邦调查局高层官员站出来声称对授权采取上述行为负责。”该报文章还指出，我之所以会如此行事，是因为帕特里克·格雷曾向我保证，为了在“敏感的情报调查过程中”搜集信息，他赞成采用“暗中潜入”的方法。该文还准确地引述了我所说的话，即在一次由所有分局主管参加的会议上，格雷曾说过，他“同意采取上述行动”，但是也告诫在座人员必须“绝对确保事先得到联邦调查局的批准”。

对于暗中潜入WUO一事，公开表示曾经卷入此事的前联邦调查局官员并不是只有我一个。爱德华·米勒基于和我类似的原因，也对外界发表了一份公开声明。结果我们收到了如潮水般涌来的信件和电报，对我们表示赞许和支持。司法部对此极为愤怒，同时也非常惊恐。我们已经主动坦白，司法部的检察官们再也不能骚扰那些年轻的联邦调查局探员了。一位报纸记者告诉我，某司法部官员曾对他说道：“我们要把费尔特这个狗杂种抓起来。”对于司法部民权司的检察官们来说，整个事件变成了一场针对我个人的报复行动。

在司法部调转炮口对准我之前，他们还发现了另一个更为脆弱的目标。1977年4月，正在仔细查证联邦调查局所实施的非法行为的纽约市大陪审团，对一名前联邦调查局主管探员约翰·卡尼提出指控，因为卡尼曾负责在纽约地区对WUO逃亡人员的追查行动。卡尼一向因其个人的勇气和坚定的信仰而著称，他开诚布公地向陪审团提供了诚实的证词，拒绝歪曲真相，并抵制任何人对联邦调查局职员加以嘲弄或是诋毁联邦调查局的声誉。民权司原本以为他是一个很容易就能搞定的对象，没想到成了一只烫手的山芋。

现任和前任的联邦调查局探员团结在一起，为卡尼提供支持。1977年4月14日，当卡尼出庭接受审讯时，三百多名支持者聚集到了位于纽约市福利广场的法庭外的台阶上。“前联邦调查局探员协会”成立了一个特殊探员基金，由众多探员、前探员和支持者捐献的资金超过了一百五十万美元。这些慷慨的捐助使得卡尼得到了强有力的庭审辩护，同时对于那些遭到司法部纠缠和指控的许多联邦调查局探员和前探员，这笔捐款也帮助他们支付了所有合理的费用。1978年初，司法部长贝尔被迫承认，对卡尼的指控是错误的，同时他也承认，在他所收到的邮件中，认为卡尼有罪的人的比例只有三百分之一。

然而，由于贝尔受到了司法部民权司以及卡特政府中自由派人士所施加的压力，因此我通过个人的内幕消息渠道得知，这个案子还远未结束。事实证明的确如此，对卡尼一案的审理举步维艰，进展极为缓慢，竟拖了整整一年。1978年4月10日，迫于公众舆论的压力，贝尔宣布将终结对卡尼的起诉。但是也是在这次新闻发布会上，他同时宣布将对格雷、米勒和我提出指控，理由是因为在这一案件中“有充足的证据表明应对（联邦调查局内部）具有最高权威和责任的官员提出刑事指控。”

我们被指控阴谋侵犯“气象员”家属和亲友的宪法权利，即“人民的人身、住宅、文件、财产权利受到保护，不受侵犯，不得无理搜查或缉拿”。司法部共罗列出三十二项“公开行为”作为我们的罪证，其中包括格雷与米勒的对话、格雷对联邦调查局官员发表的讲话、格雷批准一项针对WUO的在职探员训练计划、举办讲座教授探员如何对WUO实施暗中潜入行动、米勒和我谈话的备忘录、联邦调查局探员实施的暗中潜入行动以及米勒就此向我提交的报告等等。我们被控触犯了一项于六十多年前制定的法律，在此之前，该法的适用对象基本只有两种类型，一是南方各州的“三K党”党徒，二是在投票站殴打和阻挠公民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