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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电报务员用莫尔斯码一次一个字母地敲出信息。两名报务员昼夜不停地使用这台发射机，却还是不能满足通信需求。

在无线电室，我发现一件像小型计算机的设备。“这是什么？”我问无线电报务员。

“那是我们的新式编码机。”

“你们为什么不用它？”

他解释说他们正在等配件，好将它接到无线电发射机上。

“它性能如何？”我问道。

“它比旧设备的性能要优越得多，”那名报务员说，“你在这端敲打信息，这种机子就会自动将其编码。另一端同样的一台机子边接收边进行解码，信息接收完毕，解码也就结束。这就像用电传打字机一样。”

“现在有什么办法用上它？”

报务员想了想。“如果把它连在租用电话线上的话，我们就可以用了。”

“我们现在为什么不这么做？”

“这会违反国家安全局的规定。在专用铅衬室建成之前，我们还不能让它工作。这可能会危及我们的安全。我们只是不能用它而已。”

回到艾斯提尔的办公室，我告诉他：“如果贝尔蒙特同意的话，我们就安排一条租用电话线，再将新式编码机连到上面。”

艾斯提尔皱着眉头。“国安局的规定怎么办？我们把它放在哪儿？”

“沃利，我们得把它连到租用电话线上，只要你认为最方便的地方，放在哪儿都行。我不在乎你是不是挨着你的桌子放。现在是非常时刻，我们不要过多地考虑那些规定。”①　此事为我们提供了展示调查“水门事件”的马克·费尔特办事风格的一个早期案例：摒弃不必要的繁琐规定而敢于谨慎冒险。——原版编者注

我们给贝尔蒙特打电话，他表示同意，并答应在他那一端安排连接。我向他保证，新机器会在当天运转起来。那天下午晚些时候，租用电话线接了进来，编码机就开始全速运转。到了午夜时分，大批积压的情报概况就发送到联邦调查局，其信息随即被解码译出。这台编码机堂而皇之地安放在特工工作室的中心位置，而我可以肯定它不会危及安全。瓶颈被打破了。正如胡佛所要求的那样，我用一天时间就完成了自己的任务。

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之间的另一次失和起因于多米尼加危机。中央情报局本该全权负责美国本土以外的情报搜集工作。但约翰逊总统对中央情报局在多米尼加共和国的表现感到失望，却对联邦调查局深感满意。让中央情报局窘迫不已的是，总统命令胡佛在多米尼加共和国首都圣多明各筹建一个办事处。为了劝说白宫关掉这个办事处，胡佛几乎花了两年时间。

这些狂风骤雨的阴云并没有遮断我展望未来的视线。就在我离开波多黎各前夕，胡佛打来电话特准我做一次短期休假。

“多久？”我问。

“别推辞了，费尔特。”他回道。我给奥德丽打了电话，她欣喜地接受我的邀请飞到圣胡安来度周末。

20世纪60年代：激进分子的进攻（1）

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胡佛已让整整一代美国人对联邦调查局尊崇有加，将其视为法律与秩序的终极保卫者。律师出身的特工以冷酷无情的专业技巧加入追捕案犯的行列；西装革履的探员在电视剧中大出风头，令那些纷纷写信函购少年探员徽章的青少年崇拜至极。联邦调查局是权力机构的中流砥柱，在动荡的20世纪60年代，它开始受到冲击。在那个示威游行不断的年代，联邦调查局和胡佛成为美国高校新左派运动的主要目标。左翼分子歇斯底里地将联邦调查局比作克格勃，这种错误论调弥漫到媒体中间，那些越发受到蛊惑和激怒的舆论领袖就更是放声聒噪。随着我们国家反应过度的倾向不断蔓延，钟摆开始从对联邦调查局所作所为的全盘认同摆到全盘否定上来。

令联邦调查局形象受损最严重的时刻终于在1971年3月8日深夜到来，事情发生在宾夕法尼亚州的一个恰好叫米堤亚（Media，同“媒体”）的小镇。联邦调查局驻当地机构被人闯入，一千多份政府秘密文件被窃。米堤亚入室盗窃案的起因源于数月前的1970年11月19日，当时胡佛在众议院拨款小组委员会做出声明，要求招募更多的特工人员。胡佛拒绝屈就政治和媒体的意愿，将倍受尊崇的殊荣给予他视为是罪犯和莫斯科朋友的左翼激进分子。他的一些声明在秘密会议中被宣读过，但一个引起轰动的部分却被公开曝光：

有个例子最近已浮出水面，它与东海岸一个无政府主义组织的早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