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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疑惑感消退了，接着又显得局促不安起来。奥德丽开始发笑，瑞德和我也跟着笑了起来。执行任务时拖家带口是违犯联邦调查局规定的，瑞德不可能想象在调查大案时我会让老婆来看自己。

5月底，就在奥德丽和我此后在酒店里美滋滋地享受生活的时候，凯利局长给我打来电话。那个杀死帕尔马的人被发现死在自己的车里，汽车头朝下漂浮在河中。没有发现谋杀的证据，该县的验尸官裁定为意外死亡。不管怎样，这件事总算结束了我呆在堪萨斯的日子。胡佛没有批评我在这个案子上的表现，也没提到我妻子的事，但我肯定他知道她和我在一起，他不会闭目塞听的。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就我所知，这是他仅有的一次在违规问题上视而不见。

人们可能会嘲讽我的无能，嘲讽我没能在事情自行解决之前摆平帕尔马谋杀案。不算上广告时间，电视里的埃弗雷姆·津巴利斯特在六十分钟以内就能解决这个案子，其中还会有一两场枪战。到今天，按照我的看法，匪帮干掉杀害帕尔马的凶手就是要让联邦调查局离开该城。

如果我确实受到胡佛眷顾的话，这可能与我1965年初的一次排障行动不无关系。4月，多米尼加共和国军队发动了叛乱，企图推翻唐纳德·卡布拉尔领导的现任文官三人领导机构，以夺回流亡海外的前总统、左翼分子胡安·博施失去的政权，多米尼加共和国随后暴发了全国革命。林登·约翰逊总统对此严重关切，并派遣海军陆战队进入该国，名义上是保护美国公民和美国人的财产。

总统要求得到全面和最新的战况情报，这是情报系统所不能提供的。这就到了胡佛施展拳脚的时候了。暴乱的第三天，局长向总统递交了一份情报概要，概述了左翼叛乱分子在第四天将要采取的行动。事情的发展印证了联邦调查局获得的内部情报，胡佛得以继续向总统提供预见性情报，揭露叛乱分子的构想和计划。总统大喜过望，而对胡佛而言，这算得上是联邦调查局的一项值得炫耀的战果了。顺便提一下，这种情报源源不断的取得正是得益于可靠的调查程序。

博施住在波多黎各，通过电话发号施令。每天夜晚，他会花上两个小时与圣多明各的同党谋划策略。在取得胡佛和司法部长的批准后，圣胡安分局主管###·艾斯提尔在博施的电话上装了一个窃听装置。结果联邦调查局特工录下了那些革命战略会议的每一句话。这种情报经过综合整理就发送给联邦调查局总部，再传给总统和情报系统，使约翰逊得到其革命行动的准确和预见性情报。

可是，由于从圣胡安到华盛顿的情报传送发生延误，联邦调查局的情报质量开始下降。面对这种被动局面，胡佛召开了会议，与会者有克莱德·托尔森、艾伦·H。贝尔蒙特（负责所有调查行动）、德科·德洛克（负责与白宫联络）和我。胡佛举了几个圣胡安分局延误情报的例子，然后斩钉截铁地说：“我不允许再发生这类事故。”托尔森估计可能是圣胡安分局的特工5点半就回家了。贝尔蒙特为那些特工进行了辩解，还说那是个复杂的问题。就在这时，格里小姐走进房间。她手里拿着一份发自圣胡安的最新电报，电报相当简短地概括了博施与其同党的电话谈话内容。这是十八小时以前发生的事情。胡佛读到这份电报时，顿时气得脸红脖子粗。想到总统看到它时至少会过去十九小时，他就把目光转向了我。

“费尔特，我想你得去圣胡安一趟了，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得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来消除这些该死的延误问题，延误了这么久的情报一文不值。”我推测圣胡安分局可能还需要一台加密机器。

“我希望明天就得校正过来。”胡佛草草地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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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佛的执行人（6）

我陪着贝尔蒙特走向他的办公室，他这时向我简要说明了圣胡安的工作流程。窃听到反叛者的谈话后，得将西班牙语翻译成英语，为了准确起见还要检查两遍。从圣胡安发送到华盛顿后，加密信息得在这里进行解密，还得耽搁一阵子。

次日凌晨三点十五分抵达圣胡安时，我在机场见到了分局主管沃利·艾斯提尔。我们驱车直接前往分局办公室，他在路上向我全面介绍了情况。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没有付诸努力。艾斯提尔平均每天要加班八个小时，其他人也是如此。我在办事处调查情况时，我确信在加快监听信息转换上没有更多的办法可想。二战时的老式编码设备尽管安全，但使用起来十分不便，这是造成延误的另一个原因。

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无线电发送。圣胡安分局只有一台发射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