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部分(第2/4 页)

职工人数1579人，单身男女总人数是173人，单身男女的比例是23％和77％。上海某企业职工总人数1907人，其中单身男女总人数是67人，单身男女的比例是29％和71％。南京某街道服务行业在职职工人数95人，单身男女总人数9人，单身男女的比例是44％和56％。武汉某新闻单位职员总人数200人，单身男女总人数12人，其中男性3人，女性9人单身男女的比例为25％和75％。

综合上述的例子，可以看出在城市的单身群落之中，单身男女的比例并不相等，总的来说，单身女性的人数超过了单身男性。综合上一节文字中所出示的有关图表，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除丧偶和离婚的单身女性之外，未婚单身女性的数目超过未婚的单身男性。

1�女性的自主意识：前面几章我们曾经研究过经济独立的单身女性，有资料表明现代社会中在精神上更容易接受单身选择的似乎是女性，虽然本书前已公布的数据，表明女性单身者的人数超过了男性单身者，但是数据差距，也就是男女单身者比例方面的数据并不能很明显地说明这一点。也就是说，女性一般在主观意识上认为婚姻对男性有利而对女性不利，她们在婚姻中付出的更多，而得到的则较少。但是，由于女性更容易受社会舆论和他人的影响，因而女性从一开始就坚持单身的实际上比男性少。上文中广州已婚女性在电视采访中无一例外地认为单身好，就是例证——一方面是她们身在婚姻中，另一方面是她们认为婚姻生活不如单身生活好——这是女性在婚姻问题上矛盾的方面。不过现代中城市中的女性她们的观点正在和她们的实际生活选择直接吻合，也就是说城市女性正在更为主动、更为独立地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

根据武汉市有关部门所做的一个调查：1999年武汉市有1�2万对夫妻离婚，之中70％由女方先提出。这可以说明两个问题：一、妇女对婚姻生活质量要求较高，因而对现实中的婚姻的失望度也较高；二、妇女选择独立生活的意愿和能力得到了加强，过去不愿意离婚的一方常常是妇女，而现在主动离婚的一方常常是妇女。武汉市属于一个中部大城市，全市人口700万，根据数次全国婚姻状况统计记录，武汉夫妻离婚率并不居全国之首（上海市离婚率居首位）。所以，上述数据在中国城市中是很有说服力的。

2�反抗男权、拒绝婚姻：在目前男权为主导的社会意识形态笼罩下，拒绝婚姻也是女性对男权社会主流意识的反抗，例如，上面提到的旧时代广东民间的“自梳女”。对于婚姻的态度，男人选择拒绝大多是为了摆脱家庭的责任；而女人选择拒绝是因为她们不得不拒绝，她们拒绝的也许不是婚姻本身，而是婚姻中的男权意味。尤其女性高级知识分子选择单身的现象比较普遍：上海一所高校的调查，27岁以上女博士单身率达到80％，这个数字非常惊人，她们不是找不到对象，而是找对象对于她们常常意味着向男权社会妥协——她们中许多人不得不放弃婚姻而选择继续深造。

女性对于婚姻的抵制人类史上由来已久，她们中的一部分人并不认为婚姻于她们有什么好处。因为婚姻从它最初诞生时对于男人和女人是绝对不平等的，它本身就是父系社会男尊女卑的产物，恩格斯说：“母权制度的颠覆乃是女性历史的失败，丈夫掌握了家中的管理权，而妇女失掉了她的荣誉地位，变为仆役、丈夫*的奴婢及生儿育女的工具。”这一段话虽然是恩格斯对家庭创始之初的男人和女人不平等关系所作的论断，但是在今天，依然有它适用的范围。妇女之所以易接受单身生活方式，是因为她们在传统家庭中的获益从来都比男人要少得多，而且所受的屈辱从来就比男人要多得多。在封建社会中，妇女所身受的压迫和不平等，首先来自于家庭内部，其次才来自社会。历史上有一些非常富于智慧的男人也轻视妇女，例如，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就认为：“男人本性高超，女人低卑；一方是统治者，另一方是被统治……男人的本性较女人适于发号施令，我们必须把女人视作天生的残缺。”英国诗人《失乐园》的作者米尔顿在谈到家庭婚姻之中男人和女人的关系时说：“一种与他如此相像的生物竟需臣服于他（男人），对他真是极大的荣耀。”这些伟人和哲人的话在今天看来自然是十分荒诞而没有道理的，但是从另一个侧面来说，也可以看出在传统社会女性所受到的压抑。在封建意识强大的中国，妇女地位的不平等的问题并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解决的，“包二奶”、养情妇、贩卖人口、买卖婚姻、雇工制度中的性别歧视、家庭暴力等社会暗流使她们最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