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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时的中国，人口约四万万，从有记载的资料上看，19世纪60年代的中国，在认识西方的问题上能有这般远见卓识者，除了王韬之外，尚未见有他人。

在王韬写下这些文字的同一年，洋务运动领袖李鸿章，写了那篇被称为“洋务运动纲领”的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函，力主“皇然变计”，实行变通，但其认识水平，却比洞察到了世界“通商大局”的王韬低了不小的一个层次。信函中说：“中国文物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可见，还是一个静态比较的狭隘视角，没有看到全局，也没有看清大趋势。

洋务派的人数比王韬们多了很多，不仅有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郭嵩焘等一批地方实力派领袖，也有朝廷里以奕为首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还有冯桂芬等学界的思想先驱，代表了当时中国认识西方的主流头脑。

洋务派再往下，是守旧派，认定西方器物就是一些“机巧之术”，抱着“工匠之事，儒不屑为”的态度，坚信“礼义为本，技艺为末”，不屑于认识西方、认识世界。洋务派与守旧派的思想论战，持续了三十余年，贯穿洋务运动的始终，从洋务派的连连受挫，几起几伏，可见守旧派的势力之大、代表性之广。

中国开展洋务运动之时，还没有“现代化”这个词，将过去的历史都理解为散步，将现代化理解为登山，这种思想更不可能产生。而将所有外来的新事物都归结为“洋务”，将“洋务”和中国千年不变的“圣人之道”对立，这个对立，最多走到“西方立国有本有末”这种认识，就到头了，就近乎于造反了。李鸿章与守旧派论战，一气之下，也能说出“未见圣人留下几件好算术器艺来”等大逆不道的话，但最多就是如此了。

登山赛的全貌，还锁在重重迷雾当中，但王韬们已经看出来，这是一场“远方毕至”的竞争，中国无论是采西学还是守中学，无论是办洋务还是坚持圣人之道，最终都是要竞争，胜者一切都对，败者一切都错！“以时局观之，中外通商之举，将与地球相始终！”王韬此议，在中国加入世贸与世界全面通商之前一百四十年。

李鸿章们没能洞察到这一点，他们看见西方跑在了前面，也发现西方站到了高处，但没有把整个形势看成是一个不断的竞赛。他们心存幻想地误以为，只要中国办好洋务，一步赶了上去，天下就会重归太平，中国继续做天朝，四夷臣服于下。

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又三十年，到了新旗手康有为，也还是这个思想。按康先生的设计，中国的变法，三年而宏规成，五年而条理备，八年而成效举，十年而霸图定。整个的世界观，还是一个你上我下、我上你下的等级格局；最后的大目标，仍是一个以中国为中心、以世界为四周的霸业宏图。

一、为什么19世纪的中国人缺乏对现代化的洞察力（2）

而守旧派方面，既不想看，也什么都没看见，没看见大山，更没看见登山赛。“中国数千年来，未尝用轮船机器，而一朝恢一朝之土宇，一代拓一代之版章。”西夷之事，与我中国何干？

回看当初，可以肯定，在中国接触世界现代化之初，基本上没有发挥出自身的洞察力。现代化是一场登山赛，登山赛与平原散步完全不同：前者是动态的，后者是静态的；前者是连续不断的，后者是一步到位的；前者是领先决定胜败，后者是霸业决定胜败。这个认识，四万万人中，没有任何一个人有过。王韬派、洋务派、守旧派，在认识西方和现代化这件事上，若按洞察力来评判，分别算是“有洞察”、“半有洞察”和“没有洞察”三个层次，人数上，分别是极少数、较少数和大多数。而“真正的洞察”，则一个都没有。

为什么当时的中国，能认清世界大势者，连一个都没有？为什么没有至少多出一些王韬？为什么洋务派没能至少达到王韬那种洞察水平？为什么守旧派如此顽固，在列强的军事打击之下连连惨败，仍然坚信中国的忠信礼义必能战胜西方的坚船利炮？

后人都是西学中人了，从小就懂天文、地理、数学、物理，回头翻看前几代祖宗们的那些思想文字，不知如何理解以上问题，只觉得愚昧无知、不可理喻，于是肆意嘲笑，以自己比这些祖宗们聪明为幸，以自己与这群先辈们同族为耻。

人们很容易忽略的一个问题是，认识西方这件事，对中国人来说，实际上包含了两个意思：一是西方这个东西放在那，你要回答它是什么这个问题；二是你用什么认识工具来认识它。这两个意思很不同，前者是What，后者是How。举个简单的例子，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