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腊美学传统之间努力尝试融合。1892年，汉尼比克（Fran…oisHennebique）发明了钢筋混凝土框架体系，使得结构框架得以成为整浇、均质的构架，可以轻易实现梁柱的直角相交（图12）。因为梁柱的节点都是刚节点，可以有效抵抗梁中的水平荷载在转向柱子变成垂直荷载时，在转角处所产生的巨大剪力（图13）。该技术突破终于可以使希腊、哥特两大体系得以毫无间隙地融合起来—这为现代主义建筑发展奠定了一个根本基础。这就是为什么，希区柯克和约翰逊在《国际式》展览中认为，国际式的重大意义在于，终于有效地融合了西方建筑中长期以来难以兼容的两大传统—“在处理结构上它与哥特式相关，在处理设计上它更接近古典式”。而他们宣称国际式“在赋予功能处理以至关重要性上”属于自己独创，却有失公正。积极处理20世纪生活中出现的新功能，这肯定是国际式的中心工作之一。但重视功能的“功能主义”，又何尝不同样孕育于法国结构理性主义的传统中，尤其是在维奥雷—勒—杜和舒瓦西的思想中。

现在回到梁思成和林徽因的中国建筑史构筑。我认为他们反复将中国木结构框架体系与西方哥特式、现代钢筋混凝土和钢框架结构类比，绝非偶然，而是基于对法国结构理性主义发展的深刻认识（图14、图15）。他们的知识可能来自两方面。第一，布杂教育。上述结构理性主义发展，以及类型学思想，构成法国布杂教育的重要思想成分，经由克瑞传入美国宾大建筑系。克瑞本人在1920—1940年代的演讲和写作中频频提到迪朗和维奥雷—勒—杜等，还多次将他们的思想与现代主义建筑观念进行比较，力图证明布杂思想在相当程度上催发了现代主义。此外，我们还知道克瑞在教学中十分重视让学生们以舒瓦西的分析图去读解历史建筑。53总之，梁、林于1924—1927年在宾大学习时，接收到法国结构理性主义思想和知识是可以肯定的。第二，更重大的影响恐怕还来自现代主义的反推作用。1930年代在世界迅速流行的现代主义建筑，既能以新材料和空间满足现代生活，又在文化上融合西方的古典和哥特传统—这一点一定激励林徽因和梁思成二人进行跨文化类比，同样以“结构理性主义”为原则建立起“中国木构体系”范式，旨在催发中国自己的现代建筑，这就是我在上章中概括的“梁林猜想”三段论。

第32节：

更具体些，如果将维奥雷—勒—杜对哥特建筑的阐释与梁、林对中国木框架体系的构筑相比较，我们会发现一系列惊人的相似性和重要差异。比如，二者的建筑史研究都基于某种社会、文化期盼：对维奥雷—勒—杜克来说，哥特建筑的有机结构体系代表着一种有机的社会生活；在梁、林看来，中国传统木结构的有机结构体系“乃即我民族之性格，即我艺术及思想特殊之一部”。54正如维奥雷—勒—杜以结构—功能理性为主导原则诠释哥特建筑所有特征，梁和林也以同样的原则诠释中国木构的所有特征。维奥雷—勒—杜判定哥特建筑中每一个构件都有其明确结构和功能作用，梁、林同样认为中国建筑的“每个部分莫不是内部结构坦率的表现”，而且“几乎全部结构各成美术上的贡献”（图16）。55总之，二者为建筑历史“正其本源”和“绘其演变”时，都并不太关注建筑的演变内含的多样性、复杂性和矛盾性，而着力于弘扬一种连贯的“结构理性主义”原则。或极端地说，他们构筑的不是历史，而是一种高度理想化、纯化、抽象化了的理论范式。％米％花％书％库％&nbsp；http：//www。7mihua。com

在“促其进化”上，二者都相信自己研究的建筑体系有借助新材料向现代转化的潜能。维奥雷—勒—杜认为，秉承哥特式的斜向支撑形成三角形空间构架原则，铸铁因其性能不同于砖石，会导致全新的结构和建筑形式。但梁、林对于中国木构究竟如何向现代转化，并没有具体探讨，而仅仅表达了一种乐观期待：“将来只需变更建筑材料，主要结构部分则均可不有过激变动，而同时因材料之可能，更作新的发展，必有极满意的新建筑产生。”56我前面提到，梁、林在“框架结构”这一点上，将中国木构与西方现代主义建筑两大体系扭结在一起，体现出极其敏锐的观察力和强大的思想整合能力。但同时，似乎也正是这种将两大建筑体系极端缩减的诠释，把他们逼到一个逻辑难点上：中国木构和现代主义建筑，都是框架结构无疑，而且二者都喜欢采用梁柱垂直正交的矩形框架（梁、林十分清楚：“中国匠师素不用三角形”）57—在这个层次上，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