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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进行的这些斗争，对于帝国主义势力灭亡中国的企图，是一种打击和扼制，对于中国社会的进步，是一种推动。

对于作为近代中国第一次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即辛亥革命的意义，尤其必须给予足够的估计。这是因为：第一，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国主义的代理人清王朝的统治，给予外国侵略者和本国封建势力以沉重的打击。从此以后，整个反动统治就乱了阵脚，中国的反动派再也不可能建立起稳定的统治了。第二，辛亥革命结束了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年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共和政体。它制定了一部具有资产阶级临时宪法性质的《临时约法》，宣布“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全体国民”。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从此以后，共和国的观念深入人心，任何复辟帝制的企图都不能不由于遭到广大人民的反对而归于破产。第三，辛亥革命在一些方面冲破了封建主义的樊篱，临时政府又颁布了若干保护和促进民族工商业发展的政策和措施，从而推动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这次革命还使得中国近代的教育、新闻出版事业、医疗卫生事业也比晚清有了较大的进步。第四，辛亥革命还使中国人民在思想上得到了一次大的解放。革命本身，给予人们以深刻的教育和启发。既然长期以来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皇帝都被拉下马了，那么，还有什么反动、落后的东西是不可以推翻或改造的呢？这个革命有力地促进了中国人民的民主意识的普遍高涨，鼓舞了中国的先进分子为追求挽救民族危亡的真理而斗争的勇气。虽然从根本上说，资本主义建国方案是破产了，民主共和的思想却从此流传广远，人们对革命的追求也延绵不绝。就是资本主义建国方案遭到破产这个事实本身，也是具有积极的历史价值的，它成了人们探索挽救祖国危亡途径的一个崭新的起点、一种强大的推动力量。许多真诚地为实行这个方案而奋斗过的人们，后来成了中国最早的一批马克思主义者，成了投身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斗士，这绝不是偶然的。

第11节。

四、解决中国的问题需要新的思想武器

（一）新文化运动的意义和局限

尽管辛亥革命的失败已经宣告了资本主义的建国方案在中国行不通，但人们并不是一下就认清了这一点的。

一些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认为，以往少数先觉者的救国斗争之所以成效甚少，是因为中国国民对之“若观对岸之火，熟视而无所容心”。中国国民的性质与行为的堕落，乃是“亡国灭种之病根”。因此，“欲图根本之救亡”，必须改造中国的国民性。他们决心发动一场新的启蒙运动，以期廓清蒙昧、启发理智，使人们从封建思想的束缚中即蒙昧状态中解放出来。这个运动后来被称为新文化运动。

1919年五四运动以前的新文化运动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新文化反对封建主义的旧文化的斗争。这个运动是从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后改称《新青年》）开始的。他在《青年杂志》的发刊词中说：“盖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为本志之天职。批评时政，非其旨也。”不过，在政治斗争中，他们并非旁观者。他们之所以把主要注意力倾注于清除旧思想方面，是由于他们认定“伦理问题不解决，则政治学术，皆枝叶问题”。国民性不改造，“不但共和政治不能进行，就是这块共和招牌，也是挂不住的”。

基于以上的认识，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提出了“破除迷信”的口号，号召人们“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以“求得思想的解放”。他们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文化革命的两大旗帜。他们以犀利的饱含感情的笔，去抨击以孔子为代表的“往圣前贤”，去刺破旧中国的脸，去揭穿旧道德旧教条的丑态。鲁迅的小说《狂人日记》等对封建礼教的有力揭露和控诉，使反对“吃人的礼教”成了许多人的共同呼声。陈独秀提出的文学革命的主张，胡适对白话文的提倡，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新青年》提出的基本口号是民主和科学，即所谓拥护“德先生”（Democracy）和“赛先生”（Science）。在陈独秀看来，民主，既是指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制度，也是指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思想。科学，则有广狭二义：“狭义的是指自然科学而言，广义是指社会科学而言。”他强调要用自然科学一样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来研究社会，可是，詹姆士的实用主义、柏格森的创造进化论和罗素的新唯实主义这类用自然科学成果装饰起来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体系，当时在他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