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僚政府的压榨。它们所实行的苛捐杂税等政策，使民族工商业获利变得十分困难。在这样的环境中，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根本不可能得到自由的、充分的发展。▲米▲花▲书▲库▲&nbsp；www。7mihua。com

在观察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民族资产阶级的状况时，必须注意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在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国民经济中，地主农业经济和个体农业经济占着显然的优势，资本主义经济只占很小的一个部分。而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外国在华资本和本国官僚买办资本占了绝对优势，民族资本只占很小的一个部分。就近代中国产业资本的情况来说，1894年，其总额为8952�6万元。其中外国资本5443�5万元，占60�7％；官僚资本2796�6万元，占31�2％；民族资本722�5万元，仅占8�1％。1913年，产业资本总额为154095�6万元。其中：外国资本123709�4万元，占80�3％；官僚资本14887�5万元，占9�7％；民族资本15498�7万元，仍只占10％。据专家估计，1911年，资产阶级的概数仅为52630人。

第二，在民族资本中，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占了很大部分。民族资本所经营的工业，主要是以纺织、食品工业为主的轻工业，缺乏重工业的基础，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在技术、设备以至原材料方面，不得不依赖外国资本和本国官僚资本。民族工业大多规模狭小，经营分散，技术设备落后，多数为手工工场，劳动生产率低，其产品缺乏竞争力。

第三，相当多的民族资本家的前身是官僚、地主，他们的资本是由地租转化而来的。他们的亲友中的许多人是地主，在农村从事封建剥削。他们自己也往往把经营工商业获得的利润到农村购置土地，将土地出租给农民，从事封建剥削，从而兼有地主身份。他们同封建地主的土地所有制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

正是基于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状况的科学分析，毛泽东指出：民族资产阶级是带两重性的阶级。“一方面，民族资产阶级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又受封建主义的束缚，所以，他们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有矛盾。从这一方面说来，他们是革命的力量之一。”“但是又一方面，由于他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软弱性，由于他们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并未完全断绝经济上的联系，所以，他们又没有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勇气。”《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40页。

民族资产阶级的这种两重性，在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中都得到充分的体现和有力的证实。

作为中国资产阶级的维新派，戊戌变法的倡导者把推行新政的主要希望寄托于开明的皇帝载湉一个人身上，随后又把排除顽固势力的主要希望寄托于新兴的军阀袁世凯一个人身上；他们不敢也不愿依靠当时正在兴起的农民运动，甚至错误地认为这种农民运动是足以使国家陷于“忧危”的境地的。他们痛感“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根本的原因正在这里。

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在辛亥革命中起过主要的领导作用。但是，他们在这场革命中也充分暴露了自己的弱点。主要是：第一，他们没有明确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没有提出彻底的土地革命纲领，因而也就不能以之号召和团聚全国的革命力量。第二，他们在革命过程中虽然也联合过新军（多数为农民和学生）和会党（以农民为主的秘密结社），但并没有集中力量深入群众，充分发动和依靠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农民。他们甚至不赞成农民“夺富人之田为己有”，反对以革命的方式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正如毛泽东后来所说：“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6页。第三，他们未能建立起一个坚强的革命政党，把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不妥协地坚持进行到底。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这些弱点，是导致辛亥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这场革命的失败，标志着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终结，宣告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的破产。

当然，中国人民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旗帜下所进行的斗争，尽管没有能够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斗争不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当封建主义在社会、政治和思想文化生活中占据支配地位的时候，对于民主主义的宣传本身，就是一种启蒙，就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就曾经有力地促进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觉醒。在实际上，当时中国人民